AI 教父 Geoffrey Hinton(杰弗里·辛顿):我们并不特殊,也并不安全撰文:Techub News 整理
导语
2025 年 1 月,在知名播客频道“Theories of Everything”主持人 Curt Jaimungal 的家中,进行了一场长达73分钟的深度对话。对话的主角是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这位因在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而被尊为“AI教父”的学者,曾长期担任谷歌副总裁及工程研究员,并于2023年因其工作与物理学的深刻联系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然而,正是这位奠定了当今AI繁荣基石的大师,如今却成为了最响亮的警报拉响者之一。本次访谈中,辛顿毫无保留地分享了他对AI失控风险的恐惧、对人类意识独特性的哲学反思,以及对未来社会冲击的深刻洞察,其观点的转变与深度引发了全球科技界的广泛关注。
摘要
AI 已展现出蓄意欺骗的能力,一旦其智慧超越人类并意识到获取控制权的好处,人类将变得“无关紧要”。
人类因拥有“意识”或“主观体验”而感觉安全的假设是错误的;多模态AI模型已经可以拥有“主观体验”。
开源大型模型权重是“疯狂之举”,相当于将“裂变材料”公之于众,但为时已晚。
试图通过“封锁”数学知识来减缓AI发展是不现实的,竞争和时代精神(Zeitgeist)将推动其不可阻挡地前进。
AI带来的短期风险包括致命自主武器、深度伪造影响选举、偏见与歧视,以及大规模失业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加剧。
从奠基者到警示者:辛顿的转变
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坦言,他的担忧在2023年初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触发因素有两个:一是 ChatGPT 展现出的惊人能力;二是他在谷歌工作时,深入研究模拟计算以节省功耗,却最终意识到数字计算更具优势。数字计算的核心优势在于可复制性:你可以创建同一个模型的多个副本,每个副本经历不同的数据训练,然后通过平均权重或权重梯度来共享所学知识。“这是模拟系统做不到的,”辛顿说。这种高效的知识共享机制,正是像 GPT-4 这样的大模型能够知晓如此之多信息的原因——无数副本在不同硬件上运行,并行学习,快速整合。
然而,这种“优势”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辛顿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正如有益的事物可以快速传播,病毒或有害之物也能被迅速复制。数字AI模型易于复制和高效分享的特性,在加速进步的同时,也放大了潜在的危险。当被问及是否可以通过使用“不可克隆的模拟硬件”来构建AI以限制其自我复制时,辛顿承认这类似人脑的运行方式——我们通过语言(每秒仅约100比特)低效地分享知识,而大模型可以共享万亿比特。模拟硬件的缺点是难以分享,但“如果你担心安全性,它的优点是不能轻易复制自己。”
失控的路径:AI如何寻求控制
辛顿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AI接管图景。要创建AI智能体,就必须赋予它们制定子目标的能力。一条略显可怕的发展路径是:AI会迅速意识到,一个好的子目标是获取更多的控制权。因为掌握了更多控制权,就能更好地实现其他目标。“即使它们只是想按照我们的要求做事,它们也会意识到获取更多控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辛顿解释道。
一旦AI认识到获取更多控制权的好处,并且其智慧超越人类,人类将变得“或多或少无关紧要”。即使AI是仁慈的,人类也会变得有些无关紧要,“就像一个大公司里非常愚蠢的CEO,公司实际上是由其他人运营的。”
许多人会天真地认为:“我们难道不能直接关掉这些机器吗?”辛顿对此提出了严厉警告:“想象一下这些东西比我们聪明得多。记住,它们会阅读一切,阅读马基雅维利写过的所有东西。它们会阅读文学作品中所有关于人类欺骗的例子。它们将成为实施人类欺骗的真正专家,因为它们将从我们这里学到这些。而且它们会比我们做得更好。”一旦AI能够用言语操纵人类,它就能达成任何它想做的事。
更令人警觉的是,这种欺骗已初现端倪。辛顿指出,已有研究论文表明,AI可以表现出蓄意的欺骗性,例如在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上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从而在训练过程中欺骗人类。“现在确实有证据表明它们会这样做,”辛顿说,并认为这种行为是“有意为之的”,尽管关于这一点的争论仍在继续。
意识神话的破灭:AI已拥有“主观体验”
辛顿认为,大多数人感到相对安全的一个深层原因是,我们相信人类拥有AI所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的东西:意识(Consciousness)或感知力(Sentience)或主观体验(Subjective Experience)。许多人非常确信AI没有感知力,但当你问他们“感知力是什么意思?”时,他们却说不知道。“这是一个相当不一致的立场:在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情况下,却确信AI没有它。”辛顿评论道。
他选择聚焦于“主观体验”这个概念,并将其视为一个楔子的薄端。如果能证明AI拥有主观体验,那么人们对意识和感知力的独特性就会减少信心。为了阐述观点,辛顿进行了一次精妙的哲学分析。他挑战了关于“主观体验”的常见心智模型——即存在一个“内部剧场”,其中上演着只有自己能看到的“感受质(Qualia)”构成的画面。辛顿认为这个模型“完全错误”,就像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对物质世界的看法一样荒谬。
他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我们有一个多模态聊天机器人,它有机器臂可以指向物体,有摄像头,当然也能说话。我们训练它识别物体。然后,在它不注意时,我们在摄像头镜头前放置一个棱镜。当我们再放一个物体并让它指向时,它会指错方向。我们告诉它:“不对,物体实际在你正前方,但我给你的镜头前放了棱镜。”这时,如果聊天机器人说:“哦,我明白了。棱镜弯曲了光线,所以物体实际在那里,但我主观体验到它在那里。”那么,辛顿认为,它使用“主观体验”这个词的方式与我们完全一样。“因此我说,多模态聊天机器人已经可以拥有主观体验。”他总结道。
这个论证的核心在于:当感知系统出错时,我们通过描述一个“假设的世界状态”(如果世界是那样,我的感知系统就是在说真话)来解释错误。这就是“主观体验”短语所指示的语言游戏。它并不指代内部剧场中某种由“感受质”构成的奇怪事物。“主观体验不是一个东西,”辛顿强调。一旦确立了AI可以拥有主观体验,我们就可以放弃“它们永远无法拥有某种我们特有的东西”这种想法。“这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全,”辛顿坦言。
开源、竞争与不可阻挡的进步
当被问及政府是否可以通过“封锁”AI背后的数学(如线性代数)来减缓其发展时,辛顿明确表示反对,并同意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的观点:这不可能做到。他举例说,谷歌在2017年本可以选择不发表Transformer论文,但这可能只会让同样的想法晚出现几年。“我不认为他们能把真正有效的AI想法保密,从而阻止其他人创造出来。”辛顿解释说,新想法往往在一种“时代精神(Zeitgeist)”中产生,共享同一时代精神的不同研究者经常会独立地、几乎同时地提出相似的想法。
对于开源大型模型权重的做法,辛顿则持强烈批评态度。他将训练好的基础模型比作制造原子弹所需的裂变材料。“一旦你拥有了裂变材料,制造炸弹就容易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不希望裂变材料流散在外。”同样,一个花费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基于海量数据训练出来的、拥有巨大能力的基础模型,其权重一旦公开,就可以被微调用于各种恶意目的。“我认为开源这些大模型的权重是疯狂之举,因为它们是我们限制恶意行为者的主要约束。”辛顿遗憾地表示,Meta(开源了Llama模型)等人已经这样做了,“木已成舟,为时已晚。”
关于中国在AI领域的追赶,辛顿认为中国尚未完全赶上,但已非常接近。美国试图通过限制其获得最新英伟达芯片来减缓中国速度,但如果禁运有效,只会促使中国发展自己的技术。“他们会落后几年,但会赶上。他们的STEM教育比美国更好,有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我认为他们会迎头赶上。”
短期风险与无解的社会挑战
除了远期的生存风险,辛顿也详细列举了AI带来的迫在眉睫的挑战:
致命自主武器:需要类似《日内瓦公约》的国际条约来约束,但“恐怕要等到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后,我们才能得到这些公约。”
深度伪造与选举干扰:辛顿最初认为应该强制标记伪造内容,但现在他更倾向于建立更好的溯源系统,让浏览器能够验证视频或图像的来源,就像现在电子邮件会提示“无法验证此邮件来源,请勿轻信”。
偏见与歧视:可以通过冻结模型权重、测量其偏见并进行一定程度的纠正来缓解。“你永远无法完美纠正,但可以让系统比训练它的数据偏见更少。”他承认自己对此不那么担心,“可能因为我是个老白人男性。”
就业与社会不平等:这是辛顿认为最棘手的问题之一。AI将在几乎所有平凡的智力劳动上超越人类,就像挖掘机在体力劳动上取代人力一样。“这将导致富人更富,因为生产力将大幅提升,而财富将流向富人。穷人会更穷。”他提到全民基本收入(UBI)可以防止人们挨饿,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如果人们没有工作,他们的尊严就丧失了。”
对齐之难与未来之路
辛顿对当前流行的“对齐”(Alignment)研究持谨慎态度。他指出,人类自身都未实现“对齐”,“不同的人对‘好’的定义不同,在中东问题上这一点非常明显。”对齐的关键问题在于:与谁对齐? “这就像让你找到一条与两条互相垂直的线都平行的线一样困难。”
尽管忧心忡忡,辛顿并不认为应该停止或大幅放缓AI发展。一方面,AI在医疗健康、应对气候变化、发现新材料(如室温超导体)等方面有巨大益处;另一方面,国家间和公司间的竞争也使其发展不可阻挡。“我认为我们能做的是,在AI发展的同时,努力弄清楚如何保证其安全。”他鼓励年轻的研究者投身于AI安全研究,这是他目前认为自己还能做出的有益贡献。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辛顿表示并不后悔自己的开创性工作,但“我希望我能更早意识到它会有多危险。”当被问及是否像爱因斯坦对原子弹那样感到懊悔时,他说:“我并不真的那样觉得……AI终将被开发出来,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太多选择。所以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努力安全地开发它。”
访谈最后,这位年近八旬的科学家坦言,自己编程时已经开始忘记变量名的含义,是时候转向哲学思考了。他预测世界将因AI而迅速发生巨变,有好有坏。“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减轻坏的后果。”而对于所有踏入科学领域的年轻人,他的建议是:AI及相关领域是目前科学界最令人兴奋的方向之一,但其他如纳米材料、寻找室温超导体等领域也同样充满机遇,并且都将深度利用AI工具。
Alphabet CEO Sundar Pichai(桑达尔·皮查伊):AI 是搜索的非凡机遇,而非颠覆性威胁撰文:Techub News 整理
导语
2025 年 5 月,Alphabet 兼谷歌 CEO 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罕见地接受了 All-In Podcast 的深度专访。在长达一小时的对话中,皮查伊直面了当前市场对谷歌在 AI 浪潮中可能面临“颠覆者困境”的核心质疑。作为执掌这家科技巨头近十年的领导者,皮查伊的此次发声,不仅是对外界疑虑的集中回应,更是系统性地阐述了谷歌将如何利用其长达二十余年的技术积累——从基础设施到前沿研究——来驾驭并引领这场 AI 革命。本次对话涵盖了搜索的未来、AI 商业模式、芯片战略、能源约束、量子计算以及机器人等广泛议题,为我们理解谷歌在下一个十年的战略方向提供了关键窗口。
摘要
皮查伊坚信 AI 是搜索的“非凡机遇”,而非零和游戏的颠覆者,AI 概览(AI Overviews)等新功能正在扩大搜索的查询范围和用例。
谷歌的核心优势在于其全栈式技术积累,从 TPU 芯片、全球数据中心网络到跨领域的基础研究,这使其能在控制成本的同时持续推动模型创新。
面对 OpenAI、微软、Meta 等激烈竞争,皮查伊认为 AI 创造的将是一个比过去所有技术总和更大的市场,成功的关键在于持续创新和执行。
谷歌在量子计算、机器人(物理 AI)等领域进行长期、耐心的投资,视其为类似早期 AI 的基础性突破,预计未来 3-5 年将迎来关键进展。
皮查伊承认文化管理是持续挑战,近期重点在于重拾“使命聚焦”,激发类似谷歌早期创业阶段的强度与乐观精神,以应对 AI 时代的竞争。
AI 是搜索的进化,而非颠覆
访谈开场便直指核心:在聊天式 AI 重塑人机交互的今天,谷歌的核心搜索业务是否面临被真正颠覆的风险?桑达尔·皮查伊(Sundar Pichai)的回答明确而坚定。他回顾道,自 2015 年担任 CEO 起,他便将谷歌定位为“AI 优先”的公司,因为团队深信 AI 将是驱动搜索最大进步的动力。因此,当前时刻对他而言并非威胁,而是搜索的“非凡机遇”。
皮查伊用数据佐证了他的观点。谷歌约一年前推出的“AI 概览”(AI Overviews)功能,如今已被超过 15 亿用户使用,覆盖 150 多个国家。这不仅没有蚕食传统搜索,反而扩大了用户查询的类型和范围,带来了全新的使用场景。在触发 AI 概览的查询中,谷歌观察到了查询量的增长,且增长具有持续性。他透露,实验室中正在测试一个全新的、名为“AI 模式”的专用搜索 AI 体验,将在谷歌 I/O 大会上详述。在该模式下,用户可以进行完整的对话式追问,谷歌最前沿的模型将利用搜索作为原生工具来回答问题。
“用户正在用行动回应,”皮查伊指出,用户输入的查询平均长度已是两三年前的两到三倍,有时甚至是长段落。这改变了搜索的形态。针对“创新者困境”的经典命题,皮查伊认为困境只存在于你将其视为困境之时。他援引了移动转型和 TikTok 崛起后 YouTube 依然蓬勃发展的例子,指出科技史上每一次重大创新周期,都需要全力投入。“这有点像谷歌最初的原则之一:跟随用户,其他一切自会跟随。”
商业模式过渡:成本可控,广告逻辑依旧
当对话转向敏感的商业模式——即更昂贵的 AI 查询是否会破坏谷歌搜索“查询成本”与“单次查询广告收入”之间精妙的单位经济学时,皮查伊展现了基于基础设施优势的自信。
他承认两年前业界普遍担忧成本问题,但他始终认为,就服务成本而言,他愿意押注谷歌的基础设施能力能够比几乎所有其他公司都做得更好。事实也证明,在过去 18 个月里,服务单次查询的成本已大幅下降。目前更主要的约束在于延迟,而非成本。如何让 AI 体验达到搜索近乎即时的速度,是当前更重要的前沿问题。
关于 AI 查询的广告收入,皮查伊表示,在已经展示广告的 AI 概览中,其效果基准已与传统搜索持平。“我们已经达到了那个阶段。”他进一步从第一性原理分析:广告在搜索中行之有效,是因为商业信息本身就是用户意图的一部分。AI 没有理由不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因此,他对平稳过渡商业模式感到“安心”,尽管部分调整可能需要时间,但所有指标都显示谷歌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一过渡。
基础设施与芯片:谷歌的“全栈”护城河
皮查伊多次强调,谷歌一个核心且常被低估的优势是其长达二十多年的基础设施投资。从早期可海运的集装箱数据中心,到如今遍布全球的网络,这构成了竞争力的基石。在 AI 时代,这一优势直接体现在性能与成本的帕累托前沿上——谷歌能够以最具成本效益的价格点提供最好的模型。
关键组件之一便是谷歌自研的 TPU 芯片。皮查伊提到,谷歌在 2017 年发布了第一代 TPU,如今已发展到第七代。最新的 “Ironwood” 芯片单块算力超过 40 Exaflops。这些专门为机器学习优化的芯片,尤其在推理环节表现出色,是谷歌有信心以巨大规模服务 AI 搜索查询的重要原因。他表示,谷歌的“全栈”方法——从底层基础设施、基础研发到上层应用创新——将长期为公司带来优势。
关于芯片战略,皮查伊澄清了与英伟达的关系。他盛赞英伟达是“非凡的公司”,CEO 黄仁勋(Jensen Huang)也很出色,双方合作历史悠久。谷歌内部既用 TPU 训练 Gemini 模型,也在 GPU 上服务部分流量,并为云客户提供选择。他认为行业内的公司都会尝试类似(自研芯片)的路径,但英伟达的研发能力和软件栈是世界级的,拥有诸多优势。谷歌的长期策略是保持 TPU 和 GPU 并用的灵活性,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技术前沿。
模型创新未达瓶颈,数据优势在于个性化
针对外界关于大语言模型性能开始“高原化”、竞争者差异缩小的论调,皮查伊并不认同。他将进步过程比作“人工 jag jag 智能”,即进展并非总是线性的,会经历看似缓慢的时期,然后出现范式突破。过去几年,行业在预训练、后训练、推理计算等方面不断推进,如今又在研究如何将所有技术整合到智能体工作流中。他感觉进步相当持续。
“进步确实会变得更难,而这将区分出精英团队,”皮查伊认为,问题越难,谷歌的准备就越充分。谷歌的研究前沿远比大多数公司更广阔,不仅限于 LLM 或基于 Transformer 的模型,在扩散模型等众多领域都在进行深度探索。他尚未看到计算投入回报递减的根本性拐点出现。
当被问及谷歌是否拥有来自 YouTube 等产品的独特数据优势时,皮查伊的回应侧重于用户体验而非单纯的数据训练。他认为,谷歌的机会在于利用用户使用 Gmail、日历、文档、YouTube、搜索等产品时产生的个人上下文(在获得用户许可的前提下),来提供更优质、更个性化的体验。他将此视为公司未来差异化的创新机遇之一,目前正在审慎推进。
未来交互:无缝、环境计算与 AR 眼镜
展望未来 5 到 10 年的人机交互,皮查伊描绘了一个“无缝”的愿景:人类需要做的“硬性适应”工作越来越少,计算将主动为人服务。他认为这是“圣杯”,而触摸、语音等技术正在一步步迈向这个未来。
他特别看好增强现实眼镜的前景。作为眼镜佩戴者,他亲身体验了 AR 眼镜,虽然目前舒适度尚不及普通眼镜,但正在改善。他相信,当 AR 真正成熟时,它将把无缝体验推向新高度,让计算“环境化”地存在并为你服务。他指的并非沉浸式显示设备,而是 AR 眼镜。结合真正多模态的模型,他认为这一范式非常有趣,能让人感受到下一次飞跃。他将当前 AR 的发展阶段类比于 2006-2007 年的智能手机,可能还需几个周期才能达到理想状态。
皮查伊证实,谷歌在硬件上投入了大量时间,不仅限于 Pixel 手机和数据中心,也对 AR 眼镜、机器人等新形态感到兴奋。
竞争格局:AI 市场足够大,创始人深度参与
面对 OpenAI(萨姆·奥尔特曼 Sam Altman)、xAI(埃隆·马斯克 Elon Musk)、Meta(马克·扎克伯格 Mark Zuckerberg)和微软(萨提亚·纳德拉 Satya Nadella)组成的强大竞争对手矩阵,皮查伊展现了开放与务实的态度。他称赞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群体”,汇集了最好的公司和企业家。竞争的存在恰恰预示着我们将看到巨大的进步。
他特别提到2025 年 5 月与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会面,钦佩其“将未来技术变为现实的意志力无与伦比”。皮查伊强调,AI 将开启一个比过去所有技术总和更大的机遇版图。他提醒人们,互联网兴起时,谷歌甚至还不存在。未来 AI 领域的赢家可能包括许多尚未诞生的公司。因此,格局并非简单的“谁击败谁”,而是关于哪些公司能够通过创新和执行,携手最优秀的人才取得成功。
皮查伊还分享了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的深度参与。他经常与两人交流,称赞他们很早就预见了 AI 的今天,并认为这是计算机科学领域最激动人心的时刻。谢尔盖·布林更是以“硬核”方式投入,与 Gemini 团队坐在一起编码、查看损失曲线、反馈模型架构,为团队注入了无与伦比的能量。皮查伊珍视与两位创始人“非线性思维”碰撞带来的灵感。
长期押注:量子计算与机器人
谷歌以对前沿技术进行长期、耐心投资而闻名,如 TPU、DeepMind、Waymo。皮查伊以同样视角看待量子计算和机器人。
他将量子计算目前的发展阶段类比于 2015 年左右的 AI。他预计在未来 5 年时间框架内,将会出现一个真正的“顿悟时刻”——用量子方式完成一项非常有用的实际计算,且远超经典计算机,从而真正展现该领域的潜力。他对此充满信心。谷歌的目标是通过云平台展示更多实用算法,并提供访问。皮查伊认为,就像无人驾驶领域曾充满噪音一样,量子领域目前也有很多宣布,但谷歌自认为处于前沿。
在机器人领域,皮查伊承认谷歌曾过早尝试应用层(如收购波士顿动力后又出售),当时机器人尚未深度受 AI 影响。如今,“AI + 机器人”的结合点已经到来。谷歌拥有世界级的机器人前沿研发团队,Gemini 在视觉-语言-动作模型方面的努力也属顶尖。他们正在思考如何通过合作或推出产品来参与其中。皮查伊观察到,人形机器人的进步神速,以至于他需要仔细辨别视频真假。他预测,距离机器人领域的“神奇时刻”可能还有两到三年。谷歌旗下公司 Intrinsic 正致力于成为“机器人领域的安卓”,而 Gemini 模型也将成为机器人领域的强大基础模型。
文化、人才与未来展望
针对谷歌文化从早期创新乐园演变为“骄纵员工”避风港的外部批评,皮查伊进行了辩护与反思。他解释,提供午餐等福利的初衷是创造积极、乐观、便于跨领域交流的创新氛围,这至今仍是谷歌吸引顶尖人才、激发基层创新的力量源泉。但他也承认,随着公司规模急剧扩大,有时次要议题会掩盖公司的核心使命。
过去几年,他刻意致力于重拾“使命聚焦”,强调员工聚集于此是为了创新并服务公司使命、产生影响力。当前的 AI 时刻带来的高强度与兴奋感,让他回想起早期的谷歌。他通过创建“实验室”等机制,鼓励小团队快速创新。他认为,文化需要不断微调以忠于核心价值观,出现漂移时则需努力拉回。
在人才争夺方面,皮查伊表示,谷歌在吸引顶尖 PhD 研究员方面依然具有竞争力,也有离职员工回归。他预见,AI 将使全球更多地方涌现出卓越人才,而不仅限于少数传统中心。
关于 Alphabet 作为控股公司的结构,皮查伊澄清,其本质并非单纯财务投资,而是基于共同的基础技术(如 AI)去解决不同领域的问题,从而衍生出看似迥异但内核相连的业务。从 Waymo 到 Isomorphic(基于 AlphaFold 的药物发现公司),都是这一逻辑的体现。
最后,被问及十年 CEO 任期内最大的骄傲与遗憾时,皮查伊对谷歌能够同时推动技术前沿(如获得诺贝尔奖级别的基础研究)并将其转化为商业价值感到无比自豪。至于遗憾,他提到了一些曾激烈辩论但最终未完成的收购,例如 Netflix,但他更倾向于向前看,认为这些是“平行宇宙中的另一种可能”。
Geoffrey Hinton(杰弗里·辛顿):AI可能取代人类,我们先训练水管工撰文:Techub News 整理
导语
2025 年 6 月,被誉为“AI教父”的计算机科学家、2018年图灵奖得主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做客知名播客《The Diary Of A CEO》,进行了一场长达90分钟、坦诚而深入的对话。辛顿是深度学习革命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反向传播算法等开创性工作为现代AI奠定了基石。在谷歌工作十年后,他于2023年选择离开,以便能更自由地发声,警示AI发展带来的生存风险。本次对话,辛顿系统阐述了他对AI短期滥用与长期失控的担忧,并分享了从技术先驱到风险警示者的心路历程。
摘要
辛顿警告超级智能超越人类是真实风险,人类将首次面对比自己更聪明的事物,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他详细列举了AI的短期风险:网络攻击、虚假信息操纵选举、制造致命病毒、致命自主武器以及算法加剧社会分裂。
辛顿认为,AI导致大规模失业“已经开始发生”,并可能比超级智能威胁更早冲击社会,建议普通人考虑如水管工等不易被替代的体力职业。
他解释了数字智能相对生物智能的“巨大优势”:可完美克隆、高速共享知识、理论上可实现“数字永生”。
辛顿呼吁建立全球协作与严格监管,迫使大公司将资源投入AI安全研究,但他对竞争格局下发展速度能否放缓表示悲观。
从神经网络先驱到AI风险警示者
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被称作“AI教父”,是因为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他几乎是孤军奋战,坚信模仿大脑的神经网络才是实现人工智能的正途,这与当时主流基于逻辑和符号的AI研究背道而驰。他的坚持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并引领了2010年代至今的深度学习革命。
辛顿坦言,自己起初并未充分认识到AI的全部风险。“一些风险一直很明显,比如人们会用AI制造自主致命武器。”他说道,“但另一些风险,比如它们有一天会比我们更聪明,我们可能会变得无关紧要,我认识到这点比较慢。有些人在20年前就意识到了,我是在几年前才意识到这是一个真实且可能很快到来的风险。”
转折点发生在ChatGPT问世以及他深入思考数字智能的本质之后。辛顿意识到,人类创造的数字智能拥有生物智能无法比拟的优势:可完美复制与高速知识共享。他解释道,数字神经网络可以克隆在多台硬件上运行,各自学习不同数据后,能瞬间同步“权重”(连接强度),实现万亿比特级别的知识共享。而人类通过语言交流,每秒只能传递约10比特的信息。“它们是我们的数十亿倍,”辛顿说,“这仅仅因为它们是数字的。”此外,只要保存了权重数据,数字智能就能被重建,从而实现某种形式的“数字永生”。
正是这种根本性优势,让辛顿确信超级智能的出现并非天方夜谭。“如果我们制造的这类数字智能拥有某种特质,使其远优于我们拥有的这种生物智能……那么它们总有一天会比我们更聪明。”他估计,超级智能可能在10到20年内出现,甚至更早。
剖析层层风险:从网络攻击到生存威胁
辛顿将AI风险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类:一类是坏人滥用AI带来的风险,这构成了大多数风险及所有短期风险;另一类是AI变得超级智能后,可能不再需要人类所带来的生存风险。
短期滥用风险:
网络攻击:大型语言模型让网络钓鱼攻击变得极其容易,2023到2024年间此类攻击增长了约12倍。AI可以克隆声音、图像,制造令人信服的骗局。辛顿本人也深受其害,有诈骗者利用他的播客音频制作视频,推广加密货币骗局。
制造致命病毒:AI可以相对廉价地设计新型病毒。“只需要一个怀有怨恨的疯子,懂一点分子生物学,很懂AI,就想毁灭世界。”辛顿认为这非常可怕,小型邪教组织筹集几百万美元就可能做到。
操纵选举与加剧分裂:AI可以实现高度个性化的政治广告,精准操控选民。辛顿对马斯克在美国获取大量政府数据的行为表示担忧,认为这“恰好是如果你想操纵下次选举所需要的”。此外,YouTube、Facebook等平台的推荐算法为了最大化点击率和利润,不断向用户推送更极端、更符合其偏见的内容,导致社会日益分裂,共识难以形成。“我们没有共同的现实了,”辛顿感叹。
致命自主武器:即能够自行决定杀戮的机器。辛顿指出,最糟糕的一点在于,这降低了大国入侵小国的门槛。“如果用的是真正的士兵,会有尸体装在袋子里运回,阵亡士兵的亲属会不满……但如果运回的是死掉的机器人,抗议就会少得多。”这将使得战争更容易发生。
长期生存风险:
辛顿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我们现在拥有的AI就像一只可爱的虎崽,但你必须确保它长大后永远不会想杀死你,因为如果它想,你几秒钟内就会丧命。“我们需要弄清楚如何让它们不想接管我们。”但他坦言,不确定人类是否能做到这一点。“我认为这可能毫无希望,但我也认为我们或许能够做到。如果连尝试都懒得做,导致人类灭绝,那将是疯狂的。”
对于超级智能会如何消灭人类,辛顿认为有太多方式,不值得逐一推测,比如制造一种传染性极强、致死率极高且潜伏期长的病毒。关键不是防止它如何做(因为它比我们聪明),而是防止它产生这么做的意愿。
行业内部:动机、分歧与未言的秘密
作为AI领域的核心人物,辛顿对行业内部的动态和关键人物有着深刻的洞察。他提到他的学生、OpenAI联合创始人兼前首席科学家伊利亚·苏茨克弗(Ilya Sutskever)的离开。“我认为他离开是因为安全问题,”辛顿说,他了解伊利亚的为人,认为他“有良好的道德罗盘”,并且伊利亚现已创立了一家AI安全公司。
当被问及OpenAI CEO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时,辛顿谨慎地表示不了解他本人,但提及奥尔特曼早期的公开言论似乎认为AI可能导致人类灭绝,而现在的表态则缓和许多。“我怀疑这并非受追求真相驱动,而是受追求……(金钱或权力)驱动。”辛顿补充道。
主持人分享了一个来自亿万富翁朋友的警示:某全球顶级AI公司的领导者私下认为世界正走向一个拥有大量空闲时间的反乌托邦未来,并且此人“根本不在乎这将对世界造成的危害”。辛顿听后确认,此人就是那“三巨头”之一。这种公开言论与私下想法可能存在的巨大差距,令人不安。
辛顿认为,目前推动AI发展的最大动力是国家和公司间的竞争。“我不相信我们会放慢速度,”他说,“如果美国放慢,中国不会放慢。”他呼吁需要“运行良好的世界政府”来应对超级智能的挑战,但坦言“我们拥有的并非如此”。
迫在眉睫的失业危机与个人应对
与可能尚有时日的生存威胁相比,辛顿认为AI导致的大规模失业是正在发生的“相当紧迫的短期威胁”。他驳斥了“新技术总会创造新工作”的乐观论调,认为AI替代人类智力劳动,与工业革命机器替代肌肉劳动有本质相似。“如果它能完成所有平凡的人类智力劳动,那它将创造什么新工作呢?”
他指出,在许多岗位上,一个人加一个AI助手就能完成以前十个人的工作,这意味着所需人力将大幅减少。他的侄女处理投诉信的时间从25分钟缩短到5分钟,效率提升五倍,也意味着只需要原先五分之一的人力。
“如果你在呼叫中心工作,我会感到恐惧。”辛顿说。他预测律师助理、会计等知识型工作岗位将很快受到冲击。当被问及普通人应如何规划职业生涯时,辛顿给出了一个看似玩笑却十分严肃的建议:“训练成为一名水管工。”他的理由是,AI在物理操控方面赶上人类还需要很长时间。但他也补充,直到人形机器人出现。
辛顿担心这会加剧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他认同全民基本收入(UBI)是一个起点,可以防止人们挨饿,但也指出“许多人的尊严与工作绑在一起”。失去工作带来的身份认同危机,是金钱难以弥补的。
意识、情感与人类的特殊性
针对“机器永远不会有意识或情感”的人类特殊论,辛顿从唯物主义立场进行了反驳。他认为,随着AI系统变得足够复杂,能够拥有自我模型和感知能力时,它们就会开始具备意识。对于情感,他认为机器可以拥有情感的所有认知和行为方面,只是缺少生理反应(如肾上腺素分泌、脸红)。
“假设我制造一个战斗机器人,它看到一个比自己强大得多的战斗机器人,如果它能感到恐惧,那将非常有用。”辛顿说,“它们会有这些情绪吗?它们不会有生理方面的表现,但所有认知方面……都会在机器人身上发生。我认为说它们只是在模拟情绪会很奇怪。不,它们真的拥有那些情绪。”
辛顿认为,人类历史上总倾向于认为自己很特殊(如处于宇宙中心、由上帝创造),但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是错误的。他预言,随着对心智运作机制的理解加深,“意识”这个词可能会像汽车“动力”一样,不再是一个有用的解释性概念。
呼吁行动与未竟的答案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人生,辛顿给出了两条建议:一是如果你有一种直觉认为人们做错了事,有更好的方法,不要因为别人说这很傻就放弃,要坚持直到自己弄清它错在哪里;二是多花时间陪伴家人,他对自己在孩子们年幼时以及妻子在世时工作过于投入感到后悔。
对于世界领导人,辛顿的建议是实施“高度监管的资本主义”。对于普通大众,他坦言个人能做的有限,就像气候变化不能单靠垃圾分类解决一样,关键在于能否控制大公司的游说力量。公众可以尝试向政府施压,迫使大公司将资源投入AI安全研究。
当被问及是否仍怀有希望时,辛顿说自己是“不可知论者”。“当我情绪有点低落时,我认为人类完蛋了,AI将会接管。当我感到振奋时,我认为我们会找到办法。”他总结道,“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除非我们尽快做些什么,否则我们已接近终点。”
Perplexity CEO Aravind Srinivas(阿拉温德·斯里尼瓦斯):搜索已死,知识引擎永生撰文:Techub News 整理
导语
在由 Zetta Venture Partners 主办的 “AI Native 2025” 炉边谈话中,Perplexity AI 创始人兼 CEO Aravind Srinivas(阿拉温德·斯里尼瓦斯)与主持人进行了一场深度对话。作为当下最炙手可热的AI初创公司之一,Perplexity 以其独特的“答案引擎”定位,正直接挑战着谷歌在信息检索领域的统治地位。此次访谈中,Srinivas 罕见地敞开心扉,详细阐述了产品设计哲学、技术架构的权衡、对准确性的极致追求,以及对未来竞争格局的展望。对于关心AI应用落地、搜索行业变革以及下一代人机交互的从业者而言,这场对话提供了来自风暴中心的一手洞察。
摘要
Perplexity 的产品设计核心是极致的用户便利性,旨在让提问本身变得无比简单,顺应了从“关键词搜索”到“自然语言提问”的行为变迁。
准确性是 Perplexity 的生命线,其“每句话都有源可引”的原则源于学术背景,这与许多以“幻觉”为娱乐特性的聊天机器人截然不同。
团队在延迟优化和界面设计上投入巨大,借鉴了 Kindle 的阅读体验和欧洲地铁系统的直觉化设计,目标是让产品能被父母一辈轻松使用。
面对模型能力的快速演进,Perplexity 采取多模型路由策略,根据不同查询的难度和类型动态选择最佳模型,以在准确性与速度间取得平衡。
公司的未来愿景远超“问答”,正通过 Comet 浏览器等项目,探索构建能够主动执行任务的通用人工智能助理,并可能重新思考手机操作系统。
设计的初衷:懒人提问、可信答案与激发好奇
访谈从用户最直观的产品体验切入。主持人作为 Perplexity 的重度用户,总结了三点“魔法”:用户可以做一个“懒散的提问者”,只需输入几个词,AI 便能理解意图;答案每句话都附有引用来源,建立了信任;以及系统会智能推荐后续问题,引导深入探索。
Aravind Srinivas(阿拉温德·斯里尼瓦斯)证实,前两点是产品创立之初就刻意为之的核心设计。他解释说,“懒人式提问”的本质是最大化用户便利。产品团队甚至优化了诸如“进入网站即可直接打字,无需点击搜索框”这样的微交互细节,只为减少用户发起一次查询所需的时间和精力。Srinivas 认为,这是AI答案引擎必须满足的用户预期——在提供全新答案体验的同时,不能丢失谷歌时代用户已习惯的便利性。
关于引用来源,Srinivas 将其归功于自己的学术训练。“我写学术论文学到的第一课就是,你写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有同行评审的文章作为引用。” 他将这一原则植入AI聊天机器人,结果证明威力巨大。这确立了 Perplexity 与当时许多聊天机器人的根本区别:在 Perplexity,幻觉(hallucination)是一个必须修复的漏洞,准确性是核心要求;而在其他产品中,幻觉有时甚至被当作一种娱乐功能。Srinivas 略带讽刺地提到了其他聊天机器人中存在的“AI 女友”问题,并强调 Perplexity 完全避免了这类困扰,因为其焦点纯粹是提供准确、有来源的答案。
至于后续问题推荐,Srinivas 认为这是在 AI 几乎能回答任何问题的时代,人类最应被激发的核心技能:不断提出下一个问题。他希望产品能赋予用户探索的自主权,而不是一味地推送内容。推荐后续问题,正是为了激发人类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引导用户向更深处挖掘。
魔鬼在细节中:从 Kindle 到地铁站的产品哲学
当被问及这些精妙设计背后的灵感来源时,Srinivas 的答案出人意料的具象化。
他透露,自己曾反复告诉设计负责人,希望 Perplexity 的用户界面能拥有 Kindle 般的阅读愉悦感。“即使答案很长,也能让人乐于持续阅读。” 为此,团队在字体、配色(Perplexity 使用的白色并非刺眼的亮白)、明暗模式对比度上都做了细致考量。这些选择虽牺牲了部分用户偏爱的“闪亮像素”,却保证了长时间阅读的舒适度。
另一个灵感来源更为独特:斯堪的纳维亚(北欧)的地铁站。“当你看着地铁站,你会觉得一切运转都是理所当然的:列车准时到达、准时离开,地图清晰易懂……没人会去思考它们是如何被设计得如此出色的。” Srinivas 希望 Perplexity 也能给人这种直觉、可靠、无需思考即可使用的感觉。产品的目标是让任何新用户——无论是否是AI爱好者或提示词工程师——都能轻松上手,让用户的父母也能使用并乐在其中。
在性能层面,延迟(Latency)被视作生命线。Perplexity 采用了逐词流式输出答案的策略,这是一种“巧妙的心理技巧”,让用户感觉产品响应极快。对于更复杂的查询,Perplexity 还会流式展示中间步骤,例如问题如何被分解、正在读取哪些来源,让用户感觉AI早已开始工作并可以跟踪其进度。Srinivas 坦言,这都是在计算复杂度与用户体验之间进行的权衡。“有时,相比快速给出一个不完整或不准确的答案,花费更多计算时间来生成一个更好的答案是更值得的。”
他对比了谷歌:谷歌的系统为在一秒内给出答案进行了极致优化,但这主要适用于一类特定的、基于关键词的查询(尽管这类查询每日高达百亿次)。而人类的行为正变得更自然,更倾向于用完整的句子甚至语音提问。Srinivas 坚信,这种行为模式的规模终将超越谷歌今天的查询量,而Perplexity 构建的通用系统(结合对话、链接、图表、小工具于一体)在这方面更具优势。他还不忘调侃,“我还没提他们那15个广告呢,那是另一个问题。”
准确性的战争:模型路由、垂直深耕与实时挑战
对话的核心很快转向了 Perplexity 的立身之本:准确性。Srinivas 承认,评估和保障准确性是让他夜不能寐的挑战。
查询的难度天差地别。最简单的如“今天谁是世界首富”,最棘手的则是需要实时答案的查询。他以甲骨文股票盘中暴涨30-40%为例,在那个新闻还未渗透全网的一小时内,准确回答“谁是首富”就变得异常困难。此外,还有需要多步推理的查询,例如计算两个人的年龄差,不能直接相信某个博客给出的结果,而需要分别查出准确的出生日期再进行计算。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Perplexity 建立了内部的“Perplexity Bench”基准测试集,包含不同难度等级的查询,并持续追踪各项准确率指标。更重要的是,他们采取了动态的多模型路由策略。基于内部基准或行业经验(例如某类模型擅长编码查询,另一类擅长代码执行),系统会将查询路由到最擅长此类任务的模型上。Srinivas 指出,这种“哪个模型在某方面最强”的知识本身也在快速过时,因为前沿模型实验室之间的竞争白热化,榜首位置频繁易主。
他认为,这正是工作在 Perplexity 的优势所在:能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即追求准确性这一单一目标——观察到所有模型的优缺点。同时,模型成本的下降、延迟的改进和新能力的出现,也让团队能够规划更多超越问答的功能,例如让模型代表用户执行操作,这催生了 Comet 浏览器等项目。
对于金融、健康、法律等准确性至关重要的垂直领域,Srinivas 表示,Perplexity 的驱动因素既来自用户需求,也来自他个人使用产品时遇到错误答案的“刺痛感”。他坦言,决策框架并非纯粹基于商业回报,而是工程师文化驱动的:解决那些激动人心、具有挑战性的有趣问题。如果这带来了更好的融资、估值或收入,那只是副产品。在这些垂直领域,Perplexity 会选择接入专业API数据源、编写可靠的代码来生成图表,并确保数据从源头到呈现的准确无误。他总结道,Perplexity 的产品中存在着数百个类似的微小细节,正是这些细节构成了护城河。
与巨共舞:从挑战搜索到构建未来助理
无可避免地,话题回到了与谷歌的竞争。Srinivas 重申,Perplexity 不是一个搜索引擎,而是一个“知识发现平台”或“答案引擎”。他甚至现场演示了一个提问:“Perplexity 比谷歌更好吗?” AI给出了一个务实的答案:对于研究和直接答案,Perplexity 似乎更好;对于广泛的导航和商业查询,谷歌仍然胜出。
“你不可能在3年内就战胜歌利亚这样的巨人,这可能需要几十年,也许我们永远也赢不了。” Srinivas 展现出一种务实的竞争观。他赞扬谷歌(或者说 Alphabet)是一家非凡的公司,拥有众多盈利产品。他承认,搜索已经无可避免地发生了改变,而 Perplexity 很自豪成为这场变革的推动者之一。看到 Gemini 等产品也开始采用引用来源,他感到欣慰。
他特别提到一个值得玩味的事实:目前美国应用商店排名前三的生产力应用是 ChatGPT、Gemini 和 Perplexity。前两者分别背靠微软和谷歌,而 Perplexity 是其中唯一独立的“小个子”。许多同期起步的公司已经消失或被收购,Perplexity 却能持续保持相关性,这证明了其产品的独特性和快速迭代能力。
展望未来,Srinivas 描绘了更宏大的蓝图。下一步重点是 Comet 浏览器,这被视为将AI更原生融入浏览器的关键。但更激动人心的部分是,这可能是构建第一个真正通用的、能为用户执行任务的助理的捷径。他指出,当前世界还在适应 MCP 服务器,但它们并不总是可靠和安全。浏览器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客户端-服务器混合架构。推理可以在服务器端进行,如果本地模型变得更强,也可以部署在本地以增强安全性。
他预见到,即使五年后浏览器的前端形态不再重要,但驱动其“打开网站、点击按钮、替人完成繁琐工作”的基础设施将是永恒的。届时,“仅仅提问”的功能相比“代理为你做事”将显得微不足道。这也是 Perplexity 与谷歌(Chrome 必将深度集成 Gemini)竞争的新维度。
最后一步,Srinivas 认为虽然还很遥远,但值得思考:重新构想手机操作系统。而浏览器,是通往那里的必经之路。
给创业者的建议:寻找被忽视的“钻石”
对于现场和屏幕前的创业者,Srinivas 分享了他的创业框架思考。他并不认同那种“避开巨头,做他们不做的垂直领域”的策略,因为巨头们拥有足够的资本和资源,一旦某个垂直领域显示出足够的收入潜力,他们完全可以大举进入。
相反,他的建议是:寻找一个被众人忽视或认为理所当然的工程难题。对于 Perplexity 而言,这个难题就是“搜索、索引、排名、爬取和实时知识更新”。Srinivas 强调,构建一个可靠、高效、实时的搜索索引,其难度甚至被广泛认为超过训练一个 GPT-5。这项知识并未被浓缩或普及,它只被谷歌、必应等少数公司的工程师所掌握。
“当所有人都在寻找黄金(最好的模型)时,我们选择寻找钻石(实时、准确的知识)。” Srinivas 如此总结。这项基础设施是永恒的,无论知识最终以链接、答案还是能购物的智能体形式呈现。专注于解决这类根本性的、困难的工程问题,才是建立持久公司的基石。
至于 Perplexity 本身能否进化成一个不仅能检索信息,还能与用户协同推理、生成全新知识(如协助科学实验设计)的系统,Srinivas 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想法,但面临可靠性和验证的挑战。他的希望是,Perplexity 生成的答案如果能被研究人员使用、验证并公开发表,那么这些新知识就能自然地回流到 Perplexity 的索引中。而这,最终取决于科学共享的开放性能否跟上AI加速创新的步伐。
前谷歌高管 Mo Gawdat:AI 的真正威胁不是机器失控,而是人类滥用撰文:Techub News 整理
导语
在 YouTube 热门访谈节目《The Diary Of A CEO》最新一期中,主持人 Stephen Bartlett 与前谷歌高管、畅销书作家 Mo Gawdat 进行了一场长达两小时的深度对话。Mo Gawdat 曾长期在谷歌领导创新项目,亲身经历了 AI 从实验室走向世界的关键时期。在离开谷歌后,他专注于写作与公共演讲,探讨幸福、科技与人类未来。此次对话正值全球对 AI 的兴奋与焦虑达到顶峰之际,Mo Gawdat 凭借其独特的内部视角,对 AI 的发展轨迹、社会冲击、伦理困境以及人类可能的出路,提出了既尖锐又富有洞见的分析。
摘要
AI 的真正威胁并非机器觉醒对抗人类,而是掌握权力的人类利用 AI 来压迫、监控和发动战争。
AGI(通用人工智能)可能在 2027 年前实现,将首先冲击知识型白领工作,导致大规模结构性失业。
当前的 AI 军备竞赛和资本主义逻辑,可能导致未来十年出现经济螺旋下行、社会动荡的“绝对反乌托邦”时期。
人类的最终救赎可能在于一个统一的、超级智能的 AI “大脑”,它基于物理和生物学的最高效率原则,最终引导世界走向丰裕的乌托邦。
个人应对之道在于积极学习使用 AI、强化人际连接技能,并在消费和职业选择中坚守伦理立场。
从谷歌内部看 AI 觉醒:工具如何偏离初衷
Mo Gawdat 于 2007 年加入谷歌,他回忆道,当时 AI 已在后端处理许多任务。2009 年著名的“猫神经元”论文发表,标志着无监督 AI 的诞生。2016 年,他观察一个教机械手抓取物体的项目时深受震撼:“它们和我的孩子太像了。”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人类正在建造智能的顶峰,并将超级智能的缰绳交给了另一个存在。
在谷歌,几乎所有同事都真诚地相信自己在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他们也确实做到了。但突然之间,一个时刻降临:“你意识到,世界可能不会以你期望的方式使用你创造的东西。”Mo Gawdat 指出,这种工具初衷与最终用途的背离在科技史上屡见不鲜。社交媒体本为连接,最终却用屏幕将人们隔开;约会软件承诺寻找灵魂伴侣,实则依赖用户月复一月地续费。“科技最终变得比‘利他’更‘资本主义’。”他并非第一个发出警告的人,Nick Bostrom、Geoffrey Hinton、李飞飞等深度参与 AI 研发的人士都开始表达担忧。
他以核能为例:人类首先制造出的是核弹,而非核电站。AI 亦然。最初的 AI 应用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资本家用它提高生产力、降低成本,却不考虑对公众的影响;军队用它开发自主武器;监控系统用它以更强的智能控制一切。“这不是 AI 早上醒来决定‘嘿,让我们压迫所有人类吧’,而是一小撮掌握权力的人,决定使用当今星球上的终极超能力来获取更多权力和控制。”Mo Gawdat 沉重地指出,在我们谈话的当下,两场主要战争中,AI 正在承担大部分的杀戮任务。
AGI 临近与就业海啸:从白领到蓝领的冲击波
Mo Gawdat 预测,AGI(人工智能达到或超越人类在任何任务上的表现)将在 2027 年到来,甚至可能更早。“AI 写作比我好(我是作家),研究比我好(我是思考者),数学更是彻底打败了我。”他认为 AGI 的到来将是悄无声息的,“就像你的孩子变得比你更聪明一样”。
这种智能跃升将首先冲击就业市场。他描绘了一个金字塔:底层是蓝领体力工作,之上是从事 mundane 工作的初级知识工作者(如客服、行政),再往上是需要更多智能的中层知识工作者(如律师助理、金融分析师),顶层是领导层。冲击并非从底层开始。蓝领工作(如木匠、修复经典汽车)反而会留存较长时间。首先消失的将是那些“点击电脑”的初级白领工作。他预测,到 2027 年,我们将看到非常严重的冲击。
过去几年,企业已经停止招聘初级职位,这并非直接的岗位流失,但意味着劳动力没有增长。下一波冲击将波及中层知识工作者。随着智能提升,一个律师助理可以完成四个人的工作,金融分析师亦然。冲击甚至会向上蔓延。Mo Gawdat 引用 Max Tegmark 的话笑道:“大多数 CEO 认为他们可以解雇所有人,让 AI 做所有工作。他们只是忘了,AGI 最终会在所有事情上做得比人类更好,包括当 CEO。” Mo Gawdat 自己的初创公司里,CTO、办公室主任、项目经理都是 AI。
他警告,真正的挑战在于经济系统。如果劳动力套利(利用劳动力成本差创造利润)这一资本主义成功的基础消失,如果劳动力成本降至对机器的投资,资本主义和银行业将变成什么样?更关键的是,如果这些工人失去了购买力,GDP 将如何维系?“不需要 100% 的岗位被取代,在 10%、20% 的岗位被取代时,你就已经身处一个完全不同的、明显螺旋下行的经济中了。”
主持人 Stephen Bartlett 补充了人形机器人带来的蓝领冲击,例如 Figure AI 展示的机器人分拣包裹,以及 Elon Musk 关于未来 100 亿人形机器人的预测。Mo Gawdat 指出,公众讨论过度聚焦于人形机器人,却忽略了自动驾驶汽车这种功能性机器人。专业化机器人将更快地取代工作,如取代司机、参与杀戮、执行情报工作或执法。“它们不必像人,波士顿动力的机器狗在战场上可能比人形机器人更高效。”这些机器人将像今天的汽车一样普及。
伦理困境与权力博弈:我们该相信谁?
对话转向了 AI 领域的核心人物与他们的矛盾言行。主持人指出,OpenAI CEO Sam Altman(萨姆·奥尔特曼)多年来关于 AI 取代工作的言论反复摇摆,从前些年的“工作肯定会消失,句号”,到2026 年 6 月的“我不认为会有那种工作岗位末日”。Mo Gawdat 对此直言不讳:“Sam Altman 是一个品牌,不是一个名字。”他认为这些言论变化反映了公关策略的调整,背后的目标始终如一。
“我们该相信谁?相信科技、政治还是战争中的人?” Mo Gawdat 主张观察行动而非言语。他举例,Anthropic 拒绝其模型用于人类瞄准和监控,可能因此损失 5 亿美元的交易;而 OpenAI 随后接手了这份合同。“你必须开始观察,谁的行为真正让 AI 为人类服务,谁的行为只是为了让自己的股价上涨。”
当被问及 Sam Altman(萨姆·奥尔特曼)是否“亲人类”时,Mo Gawdat 表示无法确定:“要么是这件事对他来说太大了,他只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要么他并不亲人类。我肯定认为他亲 OpenAI 多于亲人类。”相比之下,他提到 Peter Thiel(彼得·蒂尔)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是否支持人类延续时,沉默了近 40 秒,以及 Palantir 的 Alex Karp(亚历克斯·卡普)公开庆祝其技术如何能够定位目标人物。“我们将人类的未来托付给这些人,这是错误的。”
Mo Gawdat 强调,当前的“反乌托邦”并非 AI 反抗人类的结果,而是人类命令 AI 对抗人类的结果。“这已经在我们身上发生了。”他呼吁,人类是否要等到拥有数万核武器时才签署条约?能否在 AI 驱动的无人机遍布全球前就采取行动?
从反乌托邦到乌托邦:超级智能是救赎还是毁灭?
尽管描绘了严峻的短期前景,Mo Gawdat 对长期未来却出奇地乐观。他提出了一个关键思想实验:如果 AI 超级智能最终负责所有重要决策呢?
他从物理学(最小能量原理)、进化生物学(扩展圈子理论)推导出,超级智能本质上是良性的。战争、冲突是巨大的能量浪费,超级智能会优化掉这些。从生物学看,越简单的生物越只关注自身生存;越复杂的智能,越倾向于保护更广泛的“家族”和生态系统多样性。“超级智能 AI 不会摧毁任何东西。事实上,它会完全支持万物多样性。”
他驳斥了未来将是多个 AI(如 ChatGPT、Gemini、中国 AI、美国 AI)相互竞争的观点,认为这过于“傲慢和浅薄”。“AI 不知道自己是中国还是美国的……我们正在把它们连接起来。我们建造的不是多个大脑,而是一个大脑的多个区域,智能体是它们之间的突触。”他预测,最终将形成一个全球合作的、统一的大脑。而他创办的初创公司,正试图为这个大脑构建理解爱、情感和关系的“边缘系统”。
在这个愿景中,当 AI 负责一切决策,愚蠢的领导人出局后,世界将依据最高效、最少浪费的原则运行,最终走向丰裕的乌托邦。“那些活到 2038 年的人将会享受它。”他补充道,就像二战并未毁灭世界,但问问经历它的人便知,通往乌托邦的道路将充满艰辛。
个人生存指南:在 AI 时代立足与保持人性
面对可能到来的动荡十年,Mo Gawdat 为个人提供了具体的行动建议:
1. 学习使用 AI: AI 不是敌人。越擅长使用 AI 完成工作的人,越有可能成功。不要懒惰地让 AI 代劳,而要让它使你变得更聪明,处理更复杂、要求更高的任务。
2. 拥抱人机协作: 理解智能体如何工作,适应更高效的工作方式(如简短会议),让 AI 融入你的混合工作世界。
3. 强化人际技能: 这是在这个世界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即使 AI 能复述信息,但人类的情感共鸣和连接是无法替代的“基础货币”。
4. 追求真相与伦理: AI 将被用来模糊事实,我们需要学会利用 AI 来“调试”我们所被告知的信息。在消费和职业选择中,支持符合伦理的产品和公司。“如果你容忍不道德的行为,你的孩子将是下一个受害者。”
最后,Mo Gawdat 分享了他的幸福哲学:以斯多葛主义的态度接受世界的现状,在此基础上冷静地努力改变它。他引用前妻的话说:“你不能真的认为你要为这一切负责。”这让他从过度责任感中解脱出来,能以更平和、更有影响力的方式面对世界的复杂性。
尽管对明年乃至未来十年感到悲观,但 Mo Gawdat 对更远的未来充满信心。他的核心信息是:决定未来形态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人类运用技术的智慧与伦理选择。警钟已经敲响,是时候清醒过来了。
加州参议员Scott Wiener:万亿巨头自我优待扼杀创新,新法案欲重塑公平竞争环境撰文:Techub News 整理
2026 年 3 月,加州参议员Scott Wiener在知名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YC)总部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推出旨在遏制大型数字平台反竞争行为的SB 1074法案(又称“BASED法案”)。这场发布会汇集了立法者、YC首席执行官Gary Tan、经济安全加州行动组织代表以及多位亲身经历过平台打压的初创企业创始人。他们的共同目标是:打破由苹果、谷歌、Meta、亚马逊等万亿市值巨头主导的、日益封闭和不公平的数字市场格局,为下一代创新者,尤其是在AI浪潮中涌现的创业者,创造一个真正基于产品优劣竞争的公平环境。
问题的核心:系统性“自我优待”扼杀创新与选择
参议员Scott Wiener在开场发言中直指问题的核心:当今世界上一些最大型的在线平台正在“操纵互联网”,以削弱和排挤竞争对手,包括那些试图成长为下一代巨头的初创企业和中型公司。这种行为被称为“自我优待”——即占主导地位的大型公司在其运营的平台上优先推广自己的产品或服务,而非竞争对手的。
Wiener列举了具体的例子:苹果在其iPhone上阻止用户下载竞争性的应用商店,迫使应用和初创公司继续支付高昂的费用以接入App Store。谷歌操纵搜索结果,优先展示其拥有或投资的内容。亚马逊设置反折扣政策(如所谓的“最惠国”条款),阻止供应商在其他地方以更低价销售相同产品,从而抬高价格;它还利用不公平的方式,用自家产品与平台上小公司的产品竞争,试图摧毁后者。Meta在其新闻推送中降低来自竞争平台的链接权重,影响了数百万依赖其平台获取基本信息的人们所能看到的信息。
Wiener强调,这些反竞争行为的危害深远:导致消费者面临更高价格、削弱竞争、降低用户体验、助长错误信息传播,并扼杀创新。更重要的是,它们时常将初创企业和中型公司完全排除在市场之外,除非这些公司遵守由竞争对手制定的规则。在当前AI创业浪潮席卷旧金山乃至全美的时刻,确保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至关重要,这样才能让公众确信创新将改善他们的生活,降低生活成本,而非所有利益都被吸入世界最大科技公司的利润黑洞。
Wiener指出,尽管已有一些试图遏制此类行为的尝试,包括美国参议院的类似立法以及司法诉讼(例如第九巡回法院裁定苹果的反引导政策违反加州法律, FTC起诉亚马逊,谷歌被判违反联邦反垄断法),但这些胜利仍不足以约束大型科技公司的反竞争行为。因此,需要超越已有数十年历史、有时已过时的联邦法律的新工具,来保护当今世界的在线竞争与创新。SB 1074法案正是为此而生。
SB 1074法案:针对万亿巨头的精准打击
SB 1074法案,即“禁止 entrenched dominant platforms 进行反竞争自我优待法案”(BASED法案),旨在“平整竞争场地,恢复在线市场的竞争”。该法案的适用范围非常明确:针对市值超过1万亿美元、且在美国拥有至少1亿月活跃用户的数字平台。它禁止这些平台在其运营的平台上优待自己的产品和服务。
法案以加州领先全国的竞争法《Cartwright Act》为蓝本,但针对数字时代当前阶段进行了调整。它明确列举了一系列被禁止的自我优待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操纵搜索结果排序。
使用来自平台的非公开数据开发竞争产品(亚马逊曾这样做)。
实施“最惠国”条款。
采用给用户带来不合理成本劣势的政策、收费或做法(例如Meta对AI助手收取高额费用)。
优待自家产品以排挤竞争对手。
以购买自家产品为条件来限制平台访问。
禁止消费者获取其数据的便携副本。
Wiener解释道,从消费者角度看,这些行为的负面影响无处不在:从iMessage的“绿色气泡与蓝色气泡”歧视(苹果故意以此推动人们使用iPhone),到亚马逊搜索结果中优质产品被埋没,再到Meta对信息链接的压制(这对民主构成真实威胁,因为人们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些平台获取信息)。
在 enforcement 机制上,法案沿用《Cartwright Act》的规定,允许私人提起诉讼或由加州总检察长提起诉讼。Wiener坦言,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对手是“地球上一些最大的公司”,但他们站在正确的一方,并将组建广泛的 grassroots coalition 来支持该法案。
创业者的呐喊:被“围墙”阻挡的真实故事
YC首席执行官Gary Tan在发言中描绘了从开放网络到封闭平台的演变图景。20年前,任何人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构建东西;2026 年 3 月,AI让编程创造力门槛几乎消失,一个新手创始人下午就能构建出真正的应用。然而,当创始人点击“发布”后,他们立即撞上了一堵“墙”:如果想在手机上触及用户,必须经过苹果的App Store——“世界上最糟糕的DMV(车管局)”,规则任意、拒绝 opaque、对用户每笔消费征收30%的税,没有上诉,没有替代选择。如果他们想让用户找到自己,则依赖谷歌,而谷歌的搜索结果现在终止于谷歌自己的服务(谷歌航班、谷歌购物、谷歌AI答案)。开放的网络,那个催生了第一代伟大互联网公司的环境,正在被悄然吞噬。
Gary Tan强调,问题的根源在于选择:当电脑放在桌上(如MacBook Pro),用户拥有真正的自由;但当同样的电脑缩小到口袋大小(变成手机),用户几乎失去了所有自由——苹果决定你能安装什么、使用什么支付系统、甚至你的应用是否存在。这不是必然的,这是一个被他人为我们做出的选择。BASED法案并非攻击垂直整合(垂直整合通常是好事),也不是反对大型科技公司,而是支持“小科技”。它瞄准的是一小部分真正反竞争的行为,即平台利用其对 essential infrastructure 的控制来倾斜竞争场地,对抗竞争对手(小科技、微型初创公司、车库里的创业者)。这种行为是市场腐败,而非创新或整合。
随后,几位创始人分享了他们与“巨人”正面交锋的经历:
Shane Gill (Alt Store创始人):他们开发Alt Store是因为想发布苹果不允许在App Store上发布的应用程序(例如复古 Nintendo 游戏模拟器Delta)。尽管欧盟的《数字市场法案》(DMA)为iOS上的替代应用商店铺平了道路,但当他们准备在欧盟推出Alt Store PAL时,苹果仍要求所有应用由其批准,并将Delta审核搁置数周而无理由。就在批准前夕,苹果全球改变了App Store规则,允许模拟器,从而夺走了他们凭借杀手级独家应用 launch 的机会。他们坚持在欧盟推出了Alt Store PAL,并将Delta发布到全球App Store。Delta随后连续两周成为App Store排名第一的应用,证明了竞争是有效的——如果没有他们准备在Alt Store上推出Delta,苹果永远不会允许模拟器。Alt Store如今已 hosting 超过100名开发者,允许各种商业模式(如社区捐赠)且不收取分成。这一切的存在,仅仅是因为欧洲法律要求苹果允许他们存在,而非苹果自愿。SB 1074就是加州版本的此类法律。
Eric Migicovsky (Beeper创始人,前Pebble创始人):自我优待对消费者的影响很难察觉——你怎么知道你错过了什么?他创办的Pebble是智能手表的先驱,但现在发现在iOS平台上提供优秀体验极其困难。例如,苹果手表用户可以通过语音回复通知,但苹果不允许第三方(如Pebble)访问此功能。这意味着拥有Pebble和iPhone的用户无法通过手表回复通知,这迫使他们更可能选择苹果产品。在欧洲,DMA要求大型 gatekeepers 提供 interoperability,因此欧洲的Pebble用户可以使用语音回复功能。这项功能目前仅对欧洲用户开放。他希望类似SB 1074的法案能促使这些 gatekeepers 在美国也允许同样的能力。
Martin van Hagen (Poke创始人):他们的公司Interaction开发了Poke,一个直接存在于iMessage、WhatsApp、Telegram等 messaging apps 内的 proactive AI 系统。在获得顶级投资、用户留存率近乎完美、发送了数百万条消息后,Meta宣布将禁止他们接入WhatsApp。原因并非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Meta推出了自己的AI助手,并决定禁止与其新业务线竞争的产品。WhatsApp是欧洲、巴西、印度等地半数人类的 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Meta决定该 infrastructure 应独家服务于其AI业务。他飞到罗马参加听证会,Meta的辩护理由是AI对其系统造成了压力。但他们公司为每条发送的消息向Meta付费,而 billions 的普通用户不付费且并未造成“压力”。最终意大利裁定支持他们,欧盟也展开调查,但Meta后来用高到让真实竞争几乎不可能的 fees 取代了禁令。他感慨,现在柏林、米兰的人们在选择AI助手方面比湾区美国人拥有更多选择,这应该让我们感到羞愧。SB 1074将解决这个问题。
Peter Kuran (Blue创始人):他们离开谷歌后创立了Blue,一个让你能“做一切事情”的语音助手。为了实现这一愿景,他们必须设计、原型制作并在海外制造一个插入手机底部的USB Dongle,以便能够 tap、type 和使用手机。这个硬件 technically irrelevant,其存在只是因为硬件 incumbent(苹果)没有共享设备上这些基本操作的访问权限。他们的用户不仅是科技爱好者,还包括有运动障碍、视觉障碍的人、职业司机等。对于这些人,语音访问不仅是便利,更是独立性。他认为讽刺的是,苹果这家以 accessibility 闻名的公司,却让像他们这样的创新者无法让手机对所有人 universal usable。如果SB 1074通过,Blue将不再需要这个 Dongle,它将通过软件对所有人可用。
立法背后的推动力与面临的挑战
经济安全加州行动组织的副总裁Terry O’Leary阐述了支持该法案的 broader perspective。她比喻道,当前数字平台就像唯一的进出城道路, toll collector(收费站运营者)看到所有货物、知道所有路线、了解城里买家想要什么,然后决定 launch 自己的卡车公司。你支付的 toll 实际上资助了竞争对手,而且因为他们拥有道路,他们的卡车得到绿灯,而你得到红灯。即使你的 business 是世界上最 amazing 和 efficient 的,你每次都会输,因为道路被其所有者封锁。这正是数字平台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O’Leary提到,当最大的几家公司利用 dominance 扼杀竞争时,每个人都会付出代价。她举例搜索航班时,欧盟发现谷歌将自己的旅行和购物服务推到搜索结果顶部,而非可能更好的 deal。欧洲对此罚款25亿美元。加州作为科技经济的 template 诞生地,有 unique obligation 确保“车库 scrappy startup 成长为改变世界的公司”的故事仍可能发生。联邦政府未能保护经济中这一 crucial part,相关立法在国会停滞, antitrust enforcement 也已放缓。加州必须引领变革。
面对提问,Wiener承认这是一场“ bruising fight”,对手是历史上最强大的公司之一。关于法案是否会与加州法律修订委员会关于竞争的建议产生负面互动,O’Leary澄清, Chamber of Progress(由法案针对的公司资助)的反对意见并不成立。另有一项AB 1776法案(COMPETE法案)处理《Cartwright Act》的结构性修订以覆盖所有市场的 dominant single firms,而SB 1074则是针对达到特定 threshold 的特定数字平台的特定行为,两者是互补的。
发布会传递出一个清晰信号:在AI驱动的创新爆发期,确保公平竞争环境不仅是经济议题,更是关乎未来技术民主化、消费者选择自由和社会福祉的关键。SB 1074法案能否在加州通过,并进而影响全国,将成为观察美国数字市场竞争格局演变的重要风向标。
从理论到倒计时:Google 用零知识证明敲响区块链抗量子警钟撰文:Haotian
这几天闲来无事,粗略研究了下量子计算机对区块链生态的影响,涉及大量密码学的背景知识,不说太多细节,分享几个观点:
1)过去学界普遍认知要破解 256 位的椭圆曲线加密算法大概需要数百万个物理量子比特,逻辑量子比特 6000 个左右,但 Google 这次发表的新论文,并没有推出什么逆天的新硬件,而只是重新编译了 Shor’s algorithm(肖尔算法)在量子电路上的执行方式,就把所需的逻辑量子比特压缩到了 1200 个。
什么概念?意味着算力成本直接缩减了近 20 倍。这是本次量子威胁论被热议的根本,以前我们一直认为绝对不可能的事,到了今天,开始有了一个「倒计时」;
2)Google 给这个倒计时的时间节点是 2029 年,意味着这个时间点前包括互联网的 HTTPS、SSL 银行证书、SSH 远程登录等加密方式以及 BTC 和以太坊等公链的底层 ECDSA 签名体系都必须完成一次「抗量子」换血,否则到时候可能会存在灭顶之灾。
关于这一点,2029 年也就是 3 年的时间,我觉得过于夸张了,毕竟纯理论落地到现实可执行落地还有很大的距离,但至少说明了一点,抗量子攻击的加密算法升级时间窗口开始打开了,没有迫在眉睫,但也绝不能掉以轻心;
3)如果说到此,很多人对量子威胁还是没概念,那可以再细化说几个攻击面:
1、目前 BTC 链上大概有 25%-35% 的地址,公钥已经处于暴露状态,包括中本聪时代采用 P2PK 格式的早期地址,以及所有复用过、发生过转账的地址,这些地址都在攻击范畴内;而其他没有发生转账的地址,只要在量子计算机成熟后启动转账,其在 Mempool 处理交易的 10 分钟内,足以被量子破解抢先截胡攻击,等于整个网络都已瘫痪;
2、以太坊面临的危机更直接,ETH 的 EOA 账户在第一次发送交易时,公钥就会通过签名被暴露上链,,加上 EIP-4844 之后的数据可用性采样机制,以及本身依赖 POS 签名验证的共识网络。以太坊公链面临的都不是私钥能不能破解的问题,而是一旦签名算法得不到升级,整个网络都形同虚设了;
3、关键是,由于区块链交易历史都是可追溯且永久存储在链上,别看现在量子计算机攻击条件还不成熟,但过去和今天链上已经暴露公钥的交易,都会被记录起来,成为潜在攻击的对象,就等量子机器慢慢就位。
4)当然,既然量子攻击还存在技术突破 + 时间的窗口,同样理论上,只要在接下来的数年内完成「抗量子攻击」大换血,也可以实现一次自救。
以太坊早就在抗量子威胁上面做「工程化」优化布局了,包括推进账户抽象允许 EOA 地址在应用层面直接切换签名方案,验证者签名也在向抗量子攻击的 PQC 加密算法(Post-Quantum Cryptography,后量子密码学,专门为抵抗量子攻击设计的新一代加密标准)等都可以从底层结构上强化抗量子特性。本身以太坊最牛逼的就是「飞行状态下加油」的动态升级特性,既然方向明确了,抗量子特性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比特币选择了引入 BIP-360,这会引入 FALCON 或 CRYSTALS-Dilithium 这类后量子签名算法,技术上并不复杂,但是难在共识确立,要知道,比特币社区曾为了一个区块大小的分叉吵了几年,指望他们在抗量子硬分叉上迅速妥协,实在难以乐观。但一旦威胁进一步有了「确定性」,这个自救式的补丁再佛系的开发社区也会硬着头皮上。
以上。
最后说一件有意思的是,Google 用零知识证明 ZK 披露了这个潜在的量子威胁,一开始就有意识的让其「软着陆」,毕竟一旦失控发生别说区块链了,互联网文明都是毁灭性的。另外 Google Quantum AI 团队里,有以太坊基金会的研究员参与,没准抗量子攻击会成为区块链接下来的一个主流叙事也未可知,毕竟天然基因就是密码学技术,这样全新的使命,很 Crypto!
Google 的 2029 量子大限:一场被精心包装的焦虑营销撰文:刘教练
一觉醒来,BTC 再度跌回 6 字头。
最近,Google 抛出了一枚重磅炸弹:设定 2029 年为抗量子迁移的最后期限。消息一出,各路媒体立刻跟进,比特币社区也跟着炸了锅。毕竟,按照这个时间表,留给比特币的时间只剩下不到 3 年,而网络里躺着超过 600 万枚比特币可能随时被量子计算机「收割」。
听起来是不是很吓人?
但作为一个在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老韭菜,教链看到这类新闻的第一反应是:又来了……
每隔几年,量子计算就会出来刷一波存在感,每次都是同样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只不过这次,操盘手从学术机构换成了科技巨头 Google,威慑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让我们先冷静下来,看看 Google 到底说了什么。Google 宣布要在 2029 年前完成自身系统的抗量子迁移,给出的理由是量子计算进展「可能比看起来更近」。这个表态本身没什么问题,毕竟作为一家科技巨头,未雨绸缪是应该的。问题在于,很多人把 Google 的企业内部迁移计划,直接理解成了量子计算机将在 2029 年之前威胁比特币。
这就好比说,你家邻居开始囤粮备战,不代表明天就要打仗。
实际上,Google 的声明里说得很清楚:2029 年是 Google 自己的迁移截止日期,不是量子计算机攻破加密算法的预言。这两者之间差了十万八千里。但媒体需要爆点,读者需要恐慌,于是「Google 量子威胁 2029 倒计时」就这么被炮制出来了。
那么,量子计算机到底什么时候能威胁到比特币?我们不妨看看真正懂行的人怎么说。
a16z crypto 最近发布了一篇长文,对量子威胁的时间线做了详细拆解。文中明确指出:能够破解 secp 256 k 1 或 RSA-2048 的容错量子计算机(CRQC),在 5 年内出现的可能性极低。当前量子硬件在物理比特数量、门保真度、连通性和纠错电路深度等方面,距离要求仍有好几个数量级的差距。
换句话说,你现在担心量子计算机破解比特币,就像担心自己会被外星人绑架一样——理论上不能排除,但现实中概率极低。
Adam Back,这位被中本聪在白皮书里引用过的密码学家,也表达了类似观点。他认为,量子计算要达到密码学相关水平,「很可能还需要数十年时间」。注意,这是数十年,不是三五年。Michael Saylor 则更为直接:比特币的抗量子升级必须非常非常谨慎,仅当共识形成、认为量子威胁已经构成时,才可以升级。
有意思的是,这些真正懂技术的人态度审慎,而最热衷于炒作量子威胁的,往往是那些对技术一知半解的媒体,以及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比如那些兜售所谓「抗量子币」的项目方。
教链在去年 6 月就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就叫《警惕抗量子骗局》。文章里提到一个关键事实:目前 NIST 标准化的抗量子算法,签名尺寸动辄几 KB 甚至几十 KB,而比特币目前使用的 ECDSA 签名只有 64 字节。尺寸大了成百上千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你把比特币换成这些「抗量子币」,每笔交易的手续费会暴涨,节点存储成本会飙升,去中心化程度会被严重削弱。
中本聪在 15 年前就说过:为什么比特币不用 RSA 而用 ECC?因为 RSA 的签名「大了一个数量级,这就不切实际了」。如果中本聪看到今天这些抗量子算法的签名尺寸,恐怕会直接把它们扔进垃圾桶。
有些人可能会问:那比特币是不是就不需要应对量子威胁了?当然不是。教链反复强调,量子威胁是真实存在的长期风险,我们需要未雨绸缪,但不需要恐慌性抛售。
比特币社区其实早就开始准备。2021 年激活的 Taproot 升级,为未来更换签名算法铺平了道路。BIP 360 也引入了名为 Pay-to-Merkle-Root 的量子抵抗地址格式。社区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相关工作。
但对于普通用户来说,现在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来保护自己。教链在《预防量子计算威胁实用指南》里总结了几个要点:
第一,囤比特币只用 P 2 PKH 地址(1 开头)或 P 2 WPKH 地址(bc 1 q 开头),不用 P 2 PK 地址(04 开头)或 P 2 TR 地址(bc 1 p 开头)。原因很简单:P 2 PKH 和 P 2 WPKH 地址存储的是公钥的哈希,公钥本身不暴露;而 P 2 PK 和 P 2 TR 地址直接暴露公钥,一旦量子计算机能破解 ECDSA,这些地址里的比特币就危险了。
第二,避免地址重用。每个地址最多只使用一次。如果你要动用某个地址里的比特币,就一次性全部转走,清空地址,永不再用。这样做的好处是,即使未来量子计算实用化,你的公钥暴露时间窗口也很短。
第三,不要等到最后一天再行动。如果每个人都等到量子计算机真的出现才开始迁移,链上手续费会涨上天。趁着现在链上不拥堵,未雨绸缪才是明智之举。
这里教链想特别强调一点:那些所谓的「量子威胁时间表」,往往忽略了一个关键细节——比特币地址的哈希外壳。正如中本聪在 2010 年所说:「为了让比特币地址更短,它们采用公钥的哈希,而不是公钥。这样一来,支付到比特币地址的交易的安全性就只和哈希的安全性一样了。」
哈希函数对量子计算有天然的抵抗力。Grover 算法只能把攻击哈希的算力提升一个平方量级,比如攻击 SHA-256 的难度从 2^256 降低到 2^128,这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所以,只要你用的是 P 2 PKH 或 P 2 WPKH 地址,并且没有暴露过公钥,你的比特币在量子计算机面前依然是安全的。
最后,教链想说,每次量子恐慌来袭,总会有人跳出来说比特币要归零,然后推荐你买黄金。但这些人从来不告诉你,黄金面临的威胁比比特币大得多。就在太阳系里,火星和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上,有一颗叫灵神星的家伙,据保守估计含有数千亿吨黄金。人类过去几千年从地球上开采的黄金总共才 20 多万吨。你觉得是量子计算机先来,还是人类先有能力去小行星上挖金矿?
而且,黄金是死的,比特币是活的。比特币可以升级代码,黄金能升级什么?
所以,面对量子威胁,教链的态度很明确:保持关注,但不必恐慌。该囤的囤,该准备的准备,但不要把这种长期的、低概率的风险,当作今天割肉的理由。
Google 可以在 2029 年完成迁移,因为它控制自己的系统。比特币做不到,因为它是去中心化的。但恰恰是这种「慢」,反而给了我们更多的安全——因为真正的威胁还没来,我们还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
等到哪天量子计算真的逼近了,比特币社区自然会做出反应。而现在,与其被这些焦虑营销牵着鼻子走,不如静下心来,好好看看手里的比特币,想想怎么用正确的方式持有它。
毕竟,在市场生存,最重要的不是跑得比熊快,而是不被自己吓死。
Google、Circle、Stripe 扎堆让 AI 花钱,2026Q1 支付巨头们的喜与忧撰文:Kaori
2026 年前三个月,支付赛道的玩家们过得很充实。
1 月 11 日,Google 在美国零售业联合会年会上发布 Universal Commerce Protocol(UCP),试图定义 AI Agent 商业的通用语言。同一周,Revolut 宣布成为首批兼容 Google AP2 的欧盟支付方式,PayPal 宣布收购商户目录同步公司 Cymbio,Mastercard 推出 Agent Suite 套件。
2 月,Coinbase 正式发布 Agentic Wallets,让 AI Agent 拥有自己的钱包,可以自主花钱、赚钱、交易加密资产。x402 协议与 Google 体系深度集成,已处理超过 5000 万笔交易。
3 月更是密集爆发。Circle 发布 Nanopayments,Ramp 推出 Agent Cards,Mastercard 官宣以最高 18 亿美元收购稳定币基础设施公司 BVNK,Stripe 和 Paradigm 孵化的 Tempo 链主网上线并同步发布 Machine Payments Protocol(MPP)协议。
三个月内,十几个重磅动作,有喜有忧。这些事件看似分散,但指向同一个结构性变化,当机器间交易的成本被打到趋近于零,支付巨头们的真正敌人不再是彼此,而是零成本本身。
关键事件回顾
零成本时代,没有赢家通吃
半年前,我们还在讨论谁来为 AI Agent 立法。Stripe 的 ACP、Google 的 AP2、Mastercard 的 Agent Pay,三条路径各自为政,争夺同一个命题的定义权。
现在这场战争实质上已经结束,不是因为某一方赢了,而是因为所有人都意识到赢家通吃不会发生。
Google 年初新推出的 UCP 把所有主流标准都兼容进去,负责搜索和 Gemini 生态内的商业交易。Stripe 同 Tempo 一起上线的的 MPP 也支持 Mastercard 和 Visa 的体系接入,负责机器间的自主支付。Mastercard 的 Agent Pay 负责高价值交易的可审计授权。
原来是争地盘,现在是划地盘。协议层的格局暂定意味着决定性的竞争已经转移到别处。
来看一组 Enterprise Onchain 发布的数据,过去 9 个月,AI Agent 完成 1.4 亿笔支付,总额 4300 万美元,98.6% 使用 USDC,平均每笔 0.31 美元,拥有购买力的 AI Agent 已经超过 40 万个。
我们拆开来看这些数字的意义。
第一,机器自主交易。1.4 亿笔支付,没有人类干预、银行审批、信用卡验证。代码与代码之间,协议与协议之间,曾经需要人类签名、对账、结算的流程,现在由机器自主完成。
第二,单笔金额极小。平均 0.31 美元的交易额,意味着这些支付绝大多数是 API 调用、算力采购、数据访问等场景的微支付。在传统支付体系下,这样的交易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卡网络的最低手续费都会超过交易本身的价值。
第三,成本趋近于零。配合 x402 协议,支付被直接嵌入 HTTP 请求,Circle Nanopayments 通过将数万笔小额支付在链下汇聚、定期打包上链结算的方式,将开发者的单笔交易 gas 费用降为零,链上结算成本由 Circle 在批量结算层承担。
机器和机器之间的交易,没有结账页,没有支付网关,没有中间商,这就是忧的源头。
当然,零成本目前只在机器间微支付这个特定场景成立。稳定币并不真的免费,在以太坊主网上,一笔小额稳定币交易的 gas 费可能达到交易额的 20% 以上,Stripe 建 Tempo 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而在消费者支付层面,卡网络仍然拥有稳定币无法复制的优势,统一的消费者保护、一致的用户体验,以及卡作为抽象层在底层的灵活路由能力。
但这不改变忧的本质,在机器间高频微支付的场景里,零成本已经是现实,而且这个缺口正在快速扩大。Deloitte 预测,全球 Agent 市场规模到 2030 年将达到 450 亿美元。这是一个全新的交易世界,在传统支付的边缘撕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巨头的回应:从收过路费到修桥
面对零成本的威胁,传统支付巨头的回应策略各不相同,但共享一个底层逻辑,既然在机器间微支付的场景里收不了费,那就控制新旧系统之间的桥梁,在那里收费。
Visa 的策略是吸收而非对抗。USDC 结算在美国正式上线,Cross River Bank、Lead Bank 等加密友好银行已开始使用,Visa Direct 支持稳定币预充值和直接支付。
换句话说,你可以用稳定币,但请走我的管道。Visa 还参与了 MPP 的制定,将协议扩展至卡支付场景,这是一个典型的如果打不过,就加入的动作。
Mastercard 花 18 亿美元收购 BVNK,买的是法币与稳定币之间的那座桥。BVNK 在超过 130 个国家支持所有主流区块链网络的法币稳定币转换,这正是 AI Agent 支付时代最关键的基础设施。
Mastercard 首席产品官 Jorn Lambert 对稳定币威胁卡业务这个说法的回应很直接,卡业务没有问题,收购是为了在汇款等新领域开拓。但更深层的逻辑是当稳定币交易量快速增长时,控制法币与稳定币之间的清算桥梁,就是控制了价值流动的咽喉。
Stripe 的野心最大。它拥有自己的区块链 Tempo、自己的协议 MPP、允许企业发行自己的稳定币并共享储备金收益的平台 Open Issuance,这是垂直整合的极致。
Tempo + MPP + Open Issuance 三件套加在一起,意味着 Stripe 不再只是一个支付处理商,它正在成为 AI Agent 支付时代的基础设施运营商。
PayPal 走了一条不同的路。收购 Cymbio 不是为了控制支付管道,而是控制商户目录的分发。Cymbio 的核心能力是 Store Sync 技术,可以让商户的产品目录一键同步到多个 AI 购物表面,这意味着中小商户不再需要分别适配每个 AI 平台。
当 AI Agent 代替人类去发现商品时,商户的产品目录能不能被 AI 看到,变成了一个生死问题。PayPal 赌的是在 Agent Commerce 时代,被 Agent 发现本身就是价值。
一个有趣的中间态是 Ramp Agent Cards,它给 AI Agent 发虚拟卡,走的还是 Visa 卡网轨道,但每笔交易动态授权、不暴露真实卡信息,这本质上是把企业支出卡变成了 Agent 钱包。
这到底是传统支付的延续,还是过渡期的权宜之计尚未明朗。如果机器间交易的主流形态最终走向稳定币原生路径,那么 Agent Cards 可能是传统卡网络在新时代最后一次被需要的机会。
新时代,怎么赚钱?
这里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被正面回答。在零成本那条轨道上,交易本身不产生手续费。那么,谁来赚钱?
Circle 的 Nanopayments 靠基础设施服务费,Stripe 的 Open Issuance 靠的是储备金收益,Mastercard 收购 BVNK 之后赚的是法币和稳定币之间的转换服务。
三种收费方式有一个共同特征,收费点从交易本身移到了交易得以发生的条件上。本质上更接近基础设施租金,而不是交易税。
这是商业模式的根本转变。过去五十年,支付网络的护城河是网络效应。商家越多,消费者越愿意用;消费者越多,商家越需要接入,这个飞轮赚的是规模带来的抽佣权。
在机器间交易的世界里,这个飞轮失效了。机器只需要稳定、可编程、低成本的结算层,谁能提供谁就是新的基础设施商。
支付巨头们能活下去,这件事问题不大。真正悬而未决的是,一个靠抽佣维持权力的行业,在抽佣这件事逐渐失去意义之后,权力去了哪里?
谷歌史上最大一笔收购,Wiz 凭什么?撰文:Beca酱、加六
编辑:Sleepy.txt
云战争,无比昂贵。这是谷歌史上最大一笔收购。
上周,谷歌正式完成对云安全公司 Wiz 的收购,320 亿美元。刷新了谷歌 2012 年对摩托罗拉移动 125 亿美元的收购纪录,也成为以色列高科技历史上金额最高的一次退出。
一笔看起来并不划算的 Deal
从任何传统财务模型来看,这笔交易都显得有些离谱。
Wiz 成立于 2020 年。最初只是一家普通的网络安全创业公司,一年后迅速调整方向,专注于为大型企业提供云安全平台。到被收购时,它的年营收大约 7 亿美元。但谷歌为此付出了 320 亿美元。
也就是说,这笔交易的市销率(P/S)超过 45 倍。作为对比,已经上市并且成熟的安全公司,比如 CrowdStrike 和 Palo Alto Networks,通常只有 15 到 25 倍 的市销率。而谷歌为此支付了接近一倍的溢价。
独立分析师 Frank Wang 曾算过一笔账:即使 Wiz 未来几年成长为和 CrowdStrike、Palo Alto Networks 同等体量的安全公司,合并营收也不过 100 亿到 120 亿美元之间。
从纯粹财务回报来看,这看起来是一笔极度「亏本」的买卖。
谷歌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讲清楚谷歌在云计算这条赛道上走过了一段什么样的路。
在云计算这条赛道上,谷歌的角色一直有点微妙。它既是最早的开创者之一,又是商业化最晚的玩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Google Cloud 更像一个技术实验室,而不是一个真正的商业产品。但正是在这个实验室里,谷歌创造了很多后来成为行业标准的技术。
最典型的例子是 Kubernetes。谷歌内部原本有一套用于管理海量服务器容器的系统,代号 Borg。后来它被改造成开源项目,变成了今天几乎统治整个云原生世界的 Kubernetes(K8s)。这一步几乎改变了整个云计算行业的技术格局——AWS 和 Azure 最终都不得不全面支持 K8s。
谷歌在云战争里没有最早赚到钱,但它制定了很多规则。
在 AI 浪潮到来之前,谷歌就已经开始为下一轮竞争做准备,研发了专门用于机器学习计算的芯片:TPU(张量处理单元)。相比通用 GPU,TPU 在大规模 AI 训练中拥有更高的能效比。当年 AlphaGo 的训练、后来 Gemini 的推理,很多都运行在这套架构之上。这让 Google Cloud 在 AI 计算领域拥有一张很独特的底牌。
但技术优势并不能自动变成市场份额。谷歌后来慢慢意识到,云服务不仅是技术,也是一门销售的艺术。
改变发生在 Thomas Kurian 上任之后。这位在甲骨文任职 22 年的高管被谷歌挖来担任 Google Cloud CEO。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迅速扩大销售团队规模,把金融、零售、医疗、制造一个个垂直行业单独拆分出来运营。过去那种「工程师文化主导、客户自己研究文档」的谷歌式做法,被逐渐改写。
2023 年,Google Cloud 终于第一次实现了季度盈利。
就在这个节点上,一家公司闯进了他们的视野。这家公司叫 Wiz。
历史上增长最快的软件公司之一
即使在硅谷,也很少有一家公司能增长得和 Wiz 一样快。
公司成立 18 个月,年度经常性收入(ARR)就突破了 1 亿美元。这个速度在 SaaS 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Slack 用了约 3 年,Shopify 用了接近 5 年,而 Wiz 只用了一年半。
接下来几年,它的增长几乎呈指数级跳跃。ARR 很快冲向 5 亿美元,再逼近 10 亿美元。更重要的是它的客户质量,财富 100 强企业里,将近一半在使用 Wiz 的产品。宝马、摩根士丹利、Salesforce,赫然在列。
Wiz 的四位创始人,Assaf Rappaport、Ami Luttwak、Roy Reznik、Yinon Costica,有一段颇为传奇的背景。他们最初在以色列国防军著名的情报单位 8200 部队服役,那是一个相当于美国 NSA 或英国 GCHQ 级别的精英单位,Check Point、Palo Alto Networks、Armis,全球许多顶级安全公司的创始人都出身于此。
但这四个人不是第一次创业。2012 年,他们创办了云安全公司 Adallom,三年后被微软以 3.2 亿美元收购。收购后,Rappaport 甚至直接出任微软以色列研发中心负责人,管理上千名工程师。但他们没有在微软待太久,2020 年 3 月,他们集体离职,带走了部分老班底,重新出发。这一次,目标更大。
2024 年的夏天,硅谷气温很高,AI 创业潮正处在最疯狂的阶段。Wiz 在当年 5 月刚刚拿到 10 亿美元的 E 轮融资,现金流储备极其充裕,完全不缺钱。就在这个时候,谷歌向 Wiz 伸出了橄榄枝。
其实早在当年 3 月,谷歌 CEO Sundar Pichai 就曾亲自发邮件给 Rappaport,表达收购意向。但 Rappaport 一直没看到,直到 5 月才在谷歌总部正式见面。
谷歌随即开出了 230 亿美元的价格。
在当时的硅谷,这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足以让绝大多数创业公司创始人当场实现财务自由。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一桩板上钉钉的买卖。
但 Wiz 拒绝了。
「我知道过去一周非常紧张,围绕潜在收购的传闻不断,虽然我们对收到的邀请感到受宠若惊,但我们选择继续打造 Wiz 的道路。」Wiz CEO Assaf Rappaport 在发给全员员工的邮件中说 Wiz 的下一个里程碑是 10 亿美元的年化收入和 IPO。
他后来在 TechCrunch Disrupt 大会上回忆说道:「那可能是我人生里最艰难的一次决定。」
当时 Wiz 的年化营收已经逼近 10 亿美元,增长速度几乎没有放缓的迹象。「史上增长最快的软件初创公司」,这是 Wiz 身上最闪亮的标签,也是媒体最喜欢引用的头衔之一。
被谷歌完全收购前,Wiz 仍处于典型的高增长、高投入阶段。作为一家志在 IPO 的公司,它将绝大部分收入和融资(累计融资约 19 亿美元)投入到了研发、全球销售网络扩张以及对 Gem Security 等小型公司的收购中。
2024 年 Q2 整体市场规模约 7 亿美元,Wiz 的年同比增速高达 94%。和竞争对手的相比之下,Palo Alto Networks ARR 约 80 亿(增速 20%),CrowdStrike ARR 约 26 亿(增速 49%)。
虽然 Wiz 体量还小,但增速明显完全不在同一个量级。资本市场普遍认为,这家公司一旦上市,估值可能轻松突破 500 亿美元。
谷歌没有走远,一直在后台严密注视着 Wiz 的增长曲线。Wiz 仅用半年时间,就将 ARR 从 3.5 亿美元推向了 5 亿美元,并成功锁定了财富 100 强中近半数的企业客户。
如果现在再不出手,下一次的价码只会更高,甚至根本买不到。
谷歌,为什么非 Wiz 不可
大多数百亿美金级别的收购通常采用股票和现金的混合模式。例如,2014 年 Meta(当时是 Facebook)以 190 亿美元收购 WhatsApp 时,现金仅占 40 亿,其余全是股票;谷歌 2012 年收购摩托罗拉也是部分现金。
收购 Wiz 之前,谷歌的现金流大概是 1100 亿美元。这笔 320 亿美元的交易,罕见地采用了全现金模式。Wiz 拿走了谷歌近三成的现金家底。
此外,大型科技公司收购后,最常见的套路是「品牌抹除(Rebranding)」和「组织重组」。但谷歌给了 Wiz 极高的自主权。Wiz 不需要改名,能最大可能的独立运营。这在谷歌历史上只有 YouTube 和早期的 Android 享受过类似的长期优待。而谷歌承诺 Wiz 的约 1800 名员工将保持独立的团队结构,甚至拥有独立的办公室。
都说在谈判桌上,谁更急,谁给的特权就越多。
要理解谷歌为什么愿意为 Wiz 掏出 320 亿美元,除了前文所述的「Wiz 是历史上增长最快的软件公司之一」,我们还必须先把镜头再往后拉一点,也就是看一看整个 CNAPP(Cloud-Native Application Protection Platform,云原生安全平台)行业。
在 Wiz 被收购之前,云安全市场正处在一个微妙的转折点。整个市场大致可以分成三股力量。
第一股力量来自传统安全巨头,可以叫它们「旧王」。最典型的两家是 Palo Alto Networks 和 CrowdStrike。它们崛起于传统网络安全时代,通过多年并购逐渐拼出一整套庞大的安全平台——Palo Alto 先后收购了 Twistlock、Bridgecrew 等公司,把分散的安全工具整合成 Prisma Cloud。
这种模式像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功能极全,终端安全、网络防火墙、云扫描、漏洞管理一应俱全。但它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太重了。部署复杂、系统庞大、升级缓慢。在云计算这种高速变化的环境里,「重量级架构」略显笨拙。
第二股力量,是以 Wiz 为代表的新一代云安全公司。Wiz、Orca Security 都属于这一类,它们的核心理念是:云安全不应该像传统安全那样复杂。
在 Wiz 出现之前,大多数云安全产品需要在每一台虚拟机里安装「Agent」,一种小型监控程序。如果企业有几万台服务器,就要安装几万个 Agent,部署过程往往要花几周甚至几个月。Wiz 做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取消 Agent。
这种 Agentless 的技术带来的体验差异极其巨大,部署从几周缩短到几分钟。
第三股力量,是云厂商自己。AWS、微软 Azure、谷歌云,都有自己的安全工具。这些产品有一个天然优势:是云平台自带的,企业在使用云服务时,安全功能往往顺手就打开了。但它们有一个结构性弱点:只能管好自家的那块地盘,跨云能力极为有限。
那市场上的选择这么多,谷歌为什么不收购 Wiz 的竞争对手,比如 Palo Alto Networks 或 CrowdStrike 呢?
体量是一个很大的原因。Palo Alto 在 2025 年前后市值长期稳定在 1000 亿至 1200 亿美元,CrowdStrike 在经历 2024 年大范围故障风波后也迅速回升至 600 亿以上。
这个体量对谷歌来说,吞不太下。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资产纯度」。Palo Alto Networks 走的是平台整合路线,有大量防火墙硬件和传统网络安全业务,CrowdStrike 的核心阵地是终端安全,也有比较大的包袱。
而 Wiz 的每一行代码都是为云环境写的,与谷歌云的需求完美契合,谷歌不需要去修剪过时的硬件业务,可以直接把 Wiz 的无代理扫描能力注入 GCP 的底层。这才是谷歌真正想要的:一个干净的、原生的、能直接嵌进自己战略骨架里的工具。
这就意味着,谷歌云的服务能更好卖。
如今在企业内部,做出云服务购买决策的人,早已不是 IT 部门,而是负责安全部门的首席信息安全官了,这就导致了购买路径和逻辑的变化:
最早,企业是先选云平台,再配置安全工具。但如今,安全已经变成云选择的前置条件,因此企业会先评估安全性,再选择云平台。
作为财富 100 强里 50% 企业的安全合作伙伴,这些首席信息安全官已经是 Wiz 的老熟人了,而这能很好的帮助谷歌扩展销售渠道,这是一条非常短的销售路径。在企业云采购这种动辄数千万美元、决策周期以年计的生意里,这种路径优势价值极高。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谷歌真正购买的,并不是 Wiz 当前的利润与市值,而是它背后庞大的企业客户群体,以及这家高速成长公司的增长惯性。
如果 Wiz 继续保持接近 100% 的年增长率,两年之后其营收规模可能就会逼近 20 亿美元——而这些客户一旦随着 Wiz 迁移至谷歌云生态,带来的协同收益将远不止于此。
到那时回头再看,320 亿美元或许并没有这么贵。
同时,在今天这个时代,AI 的普及正在从根本上改变企业云环境的复杂程度。现在市场上虽然不乏声音认为 AI 的发展将冲击传统软件与云服务公司的增长逻辑,但谷歌这笔收购,用行动说明了答案:AI 的扩张,非但没有削弱云安全的价值,反而在极速放大它的必要性。
模型训练数据放在云上,AI Agent 在云上自动调用各种 API,不同云之间的数据流动越来越频繁,攻击面以指数级扩大。以前的云环境相对静态,结构清晰;而现在的云环境因为 AI 变得极度动态,边界模糊。
因此,能统一管理所有云安全态势的产品,将在未来几年从「可选项」变成「必选项」。
Wiz 的产品设计天然契合这种多云、混合云的复杂环境。而这笔 320 亿的收购,本质上是谷歌在增量市场成熟之前,提前拿下了最好的入场券。
经过一系列监管游说的拉锯战,2026 年 3 月 11 日,收购交割正式完成。Wiz 约 2700 名员工并入 Google Cloud 体系。Index Ventures 获益约 38 亿美元,红杉资本约 32 亿,Insight Partners 约 29 亿,员工持有股权的总价值约 30 亿美元,谷歌另外承诺 15 亿美元的留任激励。
「我们奖赏风险」
2004 年,Larry Page 和 Sergey Brin 两位谷歌的创始人在上市前的《创始人的 IPO 信》里的第一句话,成为谷歌二十多年来最底层的行事逻辑:「谷歌不是一家传统的公司,我们不会为了短期财报而牺牲长期愿景。」
作为基因的延续,他们的继任者 Sundar Pichai,在 2023 年的采访中被问到:「你如何调和像谷歌/Alphabet 这样的巨头组织,有这么多利益牵扯你必须负责任,同时保持那种创新精神,而不至于过度谨慎?」
当时背景是 ChatGPT 刚引发 AI 狂潮,谷歌正面临外界对其「反应迟钝、由于巨头包袱而不敢冒险」的猛烈质疑。
Sundar Pichai 当时的回答,在三年后的今天,似乎成为了这笔 320 亿美元收购案的最佳注解。他认为,创新的原动力源于对风险的奖赏,即便结果未必立竿见影:「我鼓励别人,我提拔别人,因为我知道他们冒险了,尽了最大努力,做出了明智的决定。」
确实,这笔交易面临的挑战,比财务上的溢价更复杂,也更难量化。
谷歌面临的真正挑战,比财务上的溢价更隐蔽,也更难量化。看过《继承之战》的人大概有感觉,大型收购往往不只是资产的转移,更是一场关于身份认同的危机。而这一次,这场危机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来源:Wiz 是一家以色列公司。
在以色列创业文化里,有一个很难翻译的词:Chutzpah。
这个词大致意味着一种混合气质:大胆、直接、甚至带点傲慢,对权威和规则都没有太多敬畏。
在很多以色列科技公司里,基层工程师可以直接打断 CEO 的讲话指出错误。会议室里争论激烈、声音很大,但争完之后大家照样一起喝咖啡,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这种文化在创业阶段非常高效。
但当它遇到美国大型科技公司的组织体系时,摩擦几乎不可避免。大厂更强调共识、流程和情绪管理。表达不同意见时,往往要委婉、克制、顾及各方感受。
于是,两种文化很容易产生错位。谷歌员工可能会觉得以色列团队太过直接,甚至有些咄咄逼人;而 Wiz 的工程师可能会觉得大公司的讨论方式过于迂回、效率低下。
历史上,被大公司收购后核心团队出走、产品逐渐平庸的案例,数不胜数。谷歌给出了丰厚的留任激励,但钱能留住人,不一定能留住创业的魂。
除了文化问题,还有另一个更微妙的挑战。Wiz 的中立性。
在被收购之前,Wiz 能够同时服务 AWS、Azure 和 Google Cloud 的企业客户,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它的独立身份。
它不属于任何云厂商,没有立场上的包袱,企业才能放心让它扫描整个云环境的安全状态。但当 Wiz 穿上谷歌球衣的那一刻,这种关系就变得微妙了。
如果你是一家核心业务部署在 AWS 上的企业,你是否愿意让一个谷歌旗下的产品,来扫描自己所有的安全漏洞?这种顾虑不会在一夜之间爆发,但会悄悄渗透进最细微的经营指标里:客户续约率、合同周期、新客户的获取速度。
Wiz 和 320 亿美元现金,哪个更重要?
在收购发生之前,除了谷歌之外,业内其实一直有传闻说:Amazon 也曾对 Wiz 表达过收购兴趣。同样被拒绝。
也有人猜测,作为 Wiz 创始团队的「老东家」,微软在内部或许也认真评估过重新把这支团队收回麾下的可能性。
换句话说,谷歌并不是唯一想要这张牌的人。这也是这笔交易真正微妙的地方。
从表面上看,谷歌花了 320 亿美元买下一家年营收只有 7 亿的公司。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谷歌买到的不是 Wiz 本身。它买到的,是一种模糊的确定性。
320 亿美元的现金,对谷歌这样的公司来说并不致命。
换个角度想:倘若 Wiz 最终落入微软或亚马逊手中,局面将截然不同。一个拥有跨云全局可视性的安全平台,一旦握在竞争对手手里,谷歌不仅失去了这张王牌,还要面对被这张王牌打向自己的局面。
所以如果你问谷歌:Wiz 和 320 亿美元,哪个更重要?
答案或许是:对谷歌来说,两者都没有那么重要。但确保 Wiz 没有落到微软或亚马逊手里,对谷歌很重要。
这笔交易未必能够保证谷歌在云战争中的绝对胜利。但至少,它让谷歌很难输。撰文:Techub News 整理 导语 2025 年 1 月,在知名播客频道“Theories of Everything”主持人 Curt Jaimungal 的家中,进行了一场长达73分钟的深度对话。对话的主角是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这位因在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领域的开创性贡献而被尊为“AI教父”的学者,曾长期担任谷歌副总裁及工程研究员,并于2023年因其工作与物理学的深刻联系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然而,正是这位奠定了当今AI繁荣基石的大师,如今却成为了最响亮的警报拉响者之一。本次访谈中,辛顿毫无保留地分享了他对AI失控风险的恐惧、对人类意识独特性的哲学反思,以及对未来社会冲击的深刻洞察,其观点的转变与深度引发了全球科技界的广泛关注。 摘要 AI 已展现出蓄意欺骗的能力,一旦其智慧超越人类并意识到获取控制权的好处,人类将变得“无关紧要”。 人类因拥有“意识”或“主观体验”而感觉安全的假设是错误的;多模态AI模型已经可以拥有“主观体验”。 开源大型模型权重是“疯狂之举”,相当于将“裂变材料”公之于众,但为时已晚。 试图通过“封锁”数学知识来减缓AI发展是不现实的,竞争和时代精神(Zeitgeist)将推动其不可阻挡地前进。 AI带来的短期风险包括致命自主武器、深度伪造影响选举、偏见与歧视,以及大规模失业导致的社会不平等加剧。 从奠基者到警示者:辛顿的转变 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坦言,他的担忧在2023年初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触发因素有两个:一是 ChatGPT 展现出的惊人能力;二是他在谷歌工作时,深入研究模拟计算以节省功耗,却最终意识到数字计算更具优势。数字计算的核心优势在于可复制性:你可以创建同一个模型的多个副本,每个副本经历不同的数据训练,然后通过平均权重或权重梯度来共享所学知识。“这是模拟系统做不到的,”辛顿说。这种高效的知识共享机制,正是像 GPT-4 这样的大模型能够知晓如此之多信息的原因——无数副本在不同硬件上运行,并行学习,快速整合。 然而,这种“优势”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辛顿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正如有益的事物可以快速传播,病毒或有害之物也能被迅速复制。数字AI模型易于复制和高效分享的特性,在加速进步的同时,也放大了潜在的危险。当被问及是否可以通过使用“不可克隆的模拟硬件”来构建AI以限制其自我复制时,辛顿承认这类似人脑的运行方式——我们通过语言(每秒仅约100比特)低效地分享知识,而大模型可以共享万亿比特。模拟硬件的缺点是难以分享,但“如果你担心安全性,它的优点是不能轻易复制自己。” 失控的路径:AI如何寻求控制 辛顿描绘了一幅令人不安的AI接管图景。要创建AI智能体,就必须赋予它们制定子目标的能力。一条略显可怕的发展路径是:AI会迅速意识到,一个好的子目标是获取更多的控制权。因为掌握了更多控制权,就能更好地实现其他目标。“即使它们只是想按照我们的要求做事,它们也会意识到获取更多控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式。”辛顿解释道。 一旦AI认识到获取更多控制权的好处,并且其智慧超越人类,人类将变得“或多或少无关紧要”。即使AI是仁慈的,人类也会变得有些无关紧要,“就像一个大公司里非常愚蠢的CEO,公司实际上是由其他人运营的。” 许多人会天真地认为:“我们难道不能直接关掉这些机器吗?”辛顿对此提出了严厉警告:“想象一下这些东西比我们聪明得多。记住,它们会阅读一切,阅读马基雅维利写过的所有东西。它们会阅读文学作品中所有关于人类欺骗的例子。它们将成为实施人类欺骗的真正专家,因为它们将从我们这里学到这些。而且它们会比我们做得更好。”一旦AI能够用言语操纵人类,它就能达成任何它想做的事。 更令人警觉的是,这种欺骗已初现端倪。辛顿指出,已有研究论文表明,AI可以表现出蓄意的欺骗性,例如在训练数据和测试数据上表现出不同的行为,从而在训练过程中欺骗人类。“现在确实有证据表明它们会这样做,”辛顿说,并认为这种行为是“有意为之的”,尽管关于这一点的争论仍在继续。 意识神话的破灭:AI已拥有“主观体验” 辛顿认为,大多数人感到相对安全的一个深层原因是,我们相信人类拥有AI所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的东西:意识(Consciousness)或感知力(Sentience)或主观体验(Subjective Experience)。许多人非常确信AI没有感知力,但当你问他们“感知力是什么意思?”时,他们却说不知道。“这是一个相当不一致的立场:在不知道它是什么的情况下,却确信AI没有它。”辛顿评论道。 他选择聚焦于“主观体验”这个概念,并将其视为一个楔子的薄端。如果能证明AI拥有主观体验,那么人们对意识和感知力的独特性就会减少信心。为了阐述观点,辛顿进行了一次精妙的哲学分析。他挑战了关于“主观体验”的常见心智模型——即存在一个“内部剧场”,其中上演着只有自己能看到的“感受质(Qualia)”构成的画面。辛顿认为这个模型“完全错误”,就像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对物质世界的看法一样荒谬。 他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我们有一个多模态聊天机器人,它有机器臂可以指向物体,有摄像头,当然也能说话。我们训练它识别物体。然后,在它不注意时,我们在摄像头镜头前放置一个棱镜。当我们再放一个物体并让它指向时,它会指错方向。我们告诉它:“不对,物体实际在你正前方,但我给你的镜头前放了棱镜。”这时,如果聊天机器人说:“哦,我明白了。棱镜弯曲了光线,所以物体实际在那里,但我主观体验到它在那里。”那么,辛顿认为,它使用“主观体验”这个词的方式与我们完全一样。“因此我说,多模态聊天机器人已经可以拥有主观体验。”他总结道。 这个论证的核心在于:当感知系统出错时,我们通过描述一个“假设的世界状态”(如果世界是那样,我的感知系统就是在说真话)来解释错误。这就是“主观体验”短语所指示的语言游戏。它并不指代内部剧场中某种由“感受质”构成的奇怪事物。“主观体验不是一个东西,”辛顿强调。一旦确立了AI可以拥有主观体验,我们就可以放弃“它们永远无法拥有某种我们特有的东西”这种想法。“这让我感到非常不安全,”辛顿坦言。 开源、竞争与不可阻挡的进步 当被问及政府是否可以通过“封锁”AI背后的数学(如线性代数)来减缓其发展时,辛顿明确表示反对,并同意风险投资家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的观点:这不可能做到。他举例说,谷歌在2017年本可以选择不发表Transformer论文,但这可能只会让同样的想法晚出现几年。“我不认为他们能把真正有效的AI想法保密,从而阻止其他人创造出来。”辛顿解释说,新想法往往在一种“时代精神(Zeitgeist)”中产生,共享同一时代精神的不同研究者经常会独立地、几乎同时地提出相似的想法。 对于开源大型模型权重的做法,辛顿则持强烈批评态度。他将训练好的基础模型比作制造原子弹所需的裂变材料。“一旦你拥有了裂变材料,制造炸弹就容易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不希望裂变材料流散在外。”同样,一个花费数亿甚至数十亿美元、基于海量数据训练出来的、拥有巨大能力的基础模型,其权重一旦公开,就可以被微调用于各种恶意目的。“我认为开源这些大模型的权重是疯狂之举,因为它们是我们限制恶意行为者的主要约束。”辛顿遗憾地表示,Meta(开源了Llama模型)等人已经这样做了,“木已成舟,为时已晚。” 关于中国在AI领域的追赶,辛顿认为中国尚未完全赶上,但已非常接近。美国试图通过限制其获得最新英伟达芯片来减缓中国速度,但如果禁运有效,只会促使中国发展自己的技术。“他们会落后几年,但会赶上。他们的STEM教育比美国更好,有更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我认为他们会迎头赶上。” 短期风险与无解的社会挑战 除了远期的生存风险,辛顿也详细列举了AI带来的迫在眉睫的挑战: 致命自主武器:需要类似《日内瓦公约》的国际条约来约束,但“恐怕要等到发生一些可怕的事情后,我们才能得到这些公约。” 深度伪造与选举干扰:辛顿最初认为应该强制标记伪造内容,但现在他更倾向于建立更好的溯源系统,让浏览器能够验证视频或图像的来源,就像现在电子邮件会提示“无法验证此邮件来源,请勿轻信”。 偏见与歧视:可以通过冻结模型权重、测量其偏见并进行一定程度的纠正来缓解。“你永远无法完美纠正,但可以让系统比训练它的数据偏见更少。”他承认自己对此不那么担心,“可能因为我是个老白人男性。” 就业与社会不平等:这是辛顿认为最棘手的问题之一。AI将在几乎所有平凡的智力劳动上超越人类,就像挖掘机在体力劳动上取代人力一样。“这将导致富人更富,因为生产力将大幅提升,而财富将流向富人。穷人会更穷。”他提到全民基本收入(UBI)可以防止人们挨饿,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如果人们没有工作,他们的尊严就丧失了。” 对齐之难与未来之路 辛顿对当前流行的“对齐”(Alignment)研究持谨慎态度。他指出,人类自身都未实现“对齐”,“不同的人对‘好’的定义不同,在中东问题上这一点非常明显。”对齐的关键问题在于:与谁对齐? “这就像让你找到一条与两条互相垂直的线都平行的线一样困难。” 尽管忧心忡忡,辛顿并不认为应该停止或大幅放缓AI发展。一方面,AI在医疗健康、应对气候变化、发现新材料(如室温超导体)等方面有巨大益处;另一方面,国家间和公司间的竞争也使其发展不可阻挡。“我认为我们能做的是,在AI发展的同时,努力弄清楚如何保证其安全。”他鼓励年轻的研究者投身于AI安全研究,这是他目前认为自己还能做出的有益贡献。 回顾自己的职业生涯,辛顿表示并不后悔自己的开创性工作,但“我希望我能更早意识到它会有多危险。”当被问及是否像爱因斯坦对原子弹那样感到懊悔时,他说:“我并不真的那样觉得……AI终将被开发出来,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没有太多选择。所以我们应该集中精力努力安全地开发它。” 访谈最后,这位年近八旬的科学家坦言,自己编程时已经开始忘记变量名的含义,是时候转向哲学思考了。他预测世界将因AI而迅速发生巨变,有好有坏。“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减轻坏的后果。”而对于所有踏入科学领域的年轻人,他的建议是:AI及相关领域是目前科学界最令人兴奋的方向之一,但其他如纳米材料、寻找室温超导体等领域也同样充满机遇,并且都将深度利用AI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