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周子衡
1. 能源冲击与美元冲击的联动机制
当前中东局势，特别是伊朗冲突，已引发显著的能源供应中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石油运输的关键通道，其受阻直接导致石油出口量大幅减少，叠加此前 OPEC+的生产限制，进一步加剧全球供给紧张。2022 年 OPEC+的减产决定原本旨在支撑油价，但实际效果有限，且在经济复苏乏力的背景下加重了后续压力。
能源冲击迅速传导至美元领域。石油以美元计价，进口国为支付更高油价需增加美元需求，而出口国因销售量下降，美元流入减少。这种双重压力在欧元美元（Eurodollar）系统中表现尤为明显，后者作为全球美元融资的主要载体，流动性紧张时易出现“美元短缺”。公开债券市场自 2 月底冲突升级以来基本冻结，中东地区尤其是迪拜的融资活动转向私人配售，进一步凸显美元流动性的收紧。
2. 美元互换额度（Swap Lines）的政策响应
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的美元互换额度机制旨在缓解此类压力。该工具通过美联储与外国央行交换货币，提供美元流动性支持，后者再在本地拍卖给需要美元的企业。2007-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这一机制首次大规模使用，此后在 2011 年欧洲债务危机和 2020 年疫情中也有应用，但系统性效果有限，常伴随摩擦和 stigma（污名效应）。
2026 年 4 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央行行长在 IMF 和世界银行春季会议期间与美国财政部长 Scott Bessent 及美联储官员会晤，探讨美元互换额度安排。随后 Bessent 在国会听证中确认，不仅 UAE，多家海湾盟国以及部分亚洲盟国均提出类似请求。他强调，此类安排有助于维持美元融资市场的秩序，防止无序抛售美国资产，并同时惠及美国和相关国家。
据报道，针对 UAE 的潜在互换额度规模可能达到 200 亿美元级别。Bessent 指出，互换额度可作为支持海外美元计价借贷的工具，尤其在能源冲击导致美元需求激增、供给受限的背景下。这反映出官方对能源冲击可能演变为持久美元冲击的担忧，而非单纯的临时措施。
亚洲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等，因油价高企且需增加现货采购以弥补未来交付不确定性，美元需求同样大幅上升。部分国家已出现燃料短缺和配给现象，进一步放大了全球美元流动性压力。
3. UAE 退出 OPEC 的战略考量与时机
2026 年 4 月 28 日，UAE 宣布将于 5 月 1 日正式退出 OPEC 及 OPEC+，此举距其与美国讨论美元互换额度仅数日，引发广泛关注。UAE 作为 OPEC 第三大生产国，约占 OPEC 总产量的 12%，其退出是该组织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成员流失。
UAE 官方声明称，此决定反映其长期战略愿景和能源结构转型，包括加速国内能源投资，并承诺以渐进、负责任的方式根据市场需求增加供应。长期以来，UAE 与沙特等国在配额问题上存在分歧，尤其 2022 年减产决策被视为高估全球复苏、导致油价未能稳定在预期高位，反而削弱了成员国经济缓冲能力。
退出后，UAE 将摆脱集体配额约束，其原油产能目标为 2027 年达到 500 万桶/日，远高于当前受限水平。这为全球石油市场引入额外潜在供给，但短期内受霍尔木兹海峡中断影响，实际增产效果有限。分析认为，此举削弱了 OPEC+的协调能力，可能标志着卡特尔影响力的结构性下降，尤其在沙特主导地位面临挑战的背景下。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UAE 长期担忧伊朗核问题及地区安全威胁。美国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愿接受短期代价以换取长期收益，包括阻止伊朗核计划并可能推动政权更迭。美元互换额度可视为安全与金融后盾的组合，而 UAE 退出 OPEC 则提供石油供给灵活性，作为对美方的回应。双方可能存在更广泛的一揽子协议，包括安全保障、经济支持及 IMF 潜在援助。
4. 油价表现与现实供需脱节
截至 2026 年 4 月底，Brent 原油期货价格徘徊在 100-107 美元/桶区间，WTI 原油约 92-99 美元/桶，较冲突前显著上涨，但尚未达到 2022 年峰值或 2008 年历史高点。市场似乎认为冲击可控，然而行业人士指出，期货价格受政治信号和投机因素影响，未能充分反映现货市场的紧张。
冲突已持续约两个月，供应移除规模具有历史性。亚洲地区已出现实际需求破坏：企业因能源短缺关闭，餐厅停业，航空公司削减航线。欧洲作为宏观经济晴雨表，正开始感受到燃料供应压力；若冲击蔓延至欧洲并同步全球，将进一步波及美国。柴油等下游产品短缺信号预计将在数周内显现。
需求破坏正以波浪形式推进：亚洲先行，非洲可能跟进，欧洲已现端倪。现金价格与期货价格的背离，以及库存动态，均暗示底层现实比表面油价更严峻。S&P Global 等机构分析显示，金融市场韧性与实体经济（尤其是亚洲实体）脱节明显。
5. 欧元美元系统的脆弱性与更广泛影响
UAE 经济深度嵌入欧元美元体系。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作为“全球南方”的伦敦城，吸引大量对冲基金和影子银行，处理石油、旅游、金融等多渠道美元流入，并通过期限转换进行再贷款。然而，石油销售减少、旅游收入下滑及金融流动潜在收紧，正考验这一架构的稳定性。2009-2010 年迪拜曾经历美元冲击，当前储备资产不足以应对全面流动性挤压，因此需外部后盾。
美元互换额度虽有缓解作用，但历史经验显示其系统性功效有限，仅能为部分实体提供临时支持，无法彻底解决欧元美元体系的内在摩擦。官方公开讨论此类安排，部分是为缓解市场“冷脚”现象，降低恐慌蔓延风险，同时淡化污名效应。但此举本身也信号：多国判断能源冲击的持久性较高，需提前布局。
更广泛而言，能源冲击已显现政治溢出效应。UAE 退出 OPEC 可能重塑中东石油政治格局，削弱卡特尔对全球供给的控制力，并影响长期地缘联盟。美国政策优先考虑长期战略收益，包括中东政治重构，而非短期市场波动。
6. 风险评估与政策启示
当前形势下，短期阵痛与长期收益的权衡成为关键。油价期货显示的“可控”印象与官方行动（多国寻求互换、UAE 退出 OPEC）形成对比，后者暗示决策层对冲击持续性和潜在美元/政治连锁反应的担忧更深。
潜在风险包括：美元流动性进一步收紧导致新兴市场融资困难；通胀压力从能源向更广领域传导；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信号出现。若霍尔木兹海峡中断延长，或需求破坏从亚洲扩散，影响将超出单一地区。
政策层面，美元互换额度的扩展可视为维持美元主导地位的工具，同时服务于盟友稳定。UAE 等国通过多元化（旅游、金融）降低对石油单一依赖，但当前冲击仍暴露体系脆弱性。长期看，全球能源转型与地缘政治调整将持续塑造市场结构。
总体而言，此次事件并非孤立的地缘事件，而是能源、货币与政治多维度互动的体现。市场需关注实体层面的实际供应与需求动态，而非仅依赖期货定价；决策者则需平衡短期稳定与长期战略目标。未来数周至数月，柴油短缺信号、欧洲经济指标及美元融资压力指标，将成为判断冲击演变的重要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