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邵诗巍
在邵律师团队代理多起虚拟货币涉传销犯罪案件中，在与相关办案单位人员的沟通中发现，司法机关的定罪逻辑往往是：先锁定"有推荐奖励"这一外在形式，再径行认定构成传销犯罪。
但这种认定方式，忽略了真正的核心问题——上线的获利，究竟来自哪里？
在《虚拟币项目有推荐奖励，不等于传销犯罪——关键看这笔钱从哪来》一文中，笔者已提出：区分传销犯罪与团队计酬行政违法的核心，在于审查"上线获利来源"——是下线的本金，还是平台的真实经营收入。
但这一标准在实操层面过于笼统。司法机关在侦查时，并不会先抽象的考虑"资金来源是什么"，而是直接拆解平台收益的结构：
静态收益怎么来的？动态收益怎么算的？资金从哪个钱包流向哪个钱包？
换言之，"上线获利来源"这一判断标准，最终必须落到静态收益与动态收益的具体模式上才能完成检验。 这正是本文从这一角度切入的原因。
什么是静态收益和动态收益？厘清两个核心概念
在虚拟货币类传销案件中，平台分配给用户的收益通常分为两类：
静态收益，是指用户无需发展下线、仅凭自身投入即可获得的固定回报。典型形式包括"每日返息"、"持币生息"、"质押挖矿收益"等。
动态收益，是指用户通过发展下线、组建团队，从下线的投入或业绩中获取的额外奖励。典型形式包括"直推奖"、"对碰奖"、"团队奖"、"层级返利"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仅凭存在静态收益+动态收益的模式本身，不能直接认定构成传销犯罪。 关键在于收益背后的资金来源与计算依据。
司法机关如何审查 静态收益+动态收益 模式是否构成传销犯罪？
（一）静态收益如何被认定为传销？两个关键审查点
司法机关审查静态收益，核心关注两点：
其一，本金是否存在损失风险。 若平台承诺的高息（如日息 1%、月息 30%）明显脱离正常商业区间，且无法指向真实盈利来源，则司法机关通常推定其为庞氏结构——早期用户的"静态收益"，实际来自后来者的本金。此时，静态收益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核心证据，若平台同时存在挪用、转移资金等情形，还可能进一步认定为集资诈骗罪。
其二，静态收益资格的取得是否构成"入门费"。 若用户须购买代币或质押资产方可参与静态收益计划，司法机关通常将该行为认定为缴纳"入门费"的变体，进而纳入传销犯罪的构成要件审查。
（二）动态收益的三个审查维度：返利依据、资金来源、代币真实性
动态收益是司法机关认定传销犯罪时重点审查的部分。邵律师归纳出三个审查维度：
第一，返利的计算依据。 若直接以"发展下线人数"为计算基础，拉人即有奖，与消费行为脱钩，则涉嫌"拉人头计酬"；若仅以"下线销售业绩"（如购买代币的金额或数量）为基础，则与直接拉人头存在本质区别。
第二，返利资金的来源。动态收益的资金来源，是判断其性质的关键所在。若上线拿到的推荐奖励，是直接从下线入金时划出的——即下线每交一笔钱，平台随即从中抽取一定比例打入上线账户——则这笔钱的来源始终是用户的本金，而非平台自身的经营所得。这种结构，无论在合同层面如何包装，本质上仍是以新用户资金兑付旧用户收益。若返利来源于项目方独立于用户本金的经营收入，则不应认定为传销犯罪。
第三，代币或商品的真实性。这一维度之所以应纳入动态收益的审查，是因为动态收益的合法性依赖于一个前提：平台存在真实的商品或服务在流通。《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之所以将"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排除在犯罪之外，正是以"有真实商品销售"为基础的。若代币本身是空壳，仅作为记账符号存在，则所谓的"销售业绩"便失去了合法性依托，动态收益自然也无从以"团队计酬"为由获得保护。因此，司法机关审查动态收益时，必然同步核查代币是否具有真实的终端消费场景。
虚拟货币项目不构成传销犯罪的辩护路径：三个维度逐一拆解
若以上是司法机关的认定逻辑，而从刑事辩护的工作，则是在每一个维度上提出有事实依据的相反的证明视角：
（一）静态收益的辩护：如何证明收益来源合法、本金未被侵占
若项目方能够证明以下三点，静态收益的刑事风险可大幅降低：
一是静态收益来源于平台真实的经营收入，而非新用户本金。不同类型的 Web3 项目，经营收入的形式各有不同：DeFi 协议的收入来自借贷利差与流动性手续费；公链项目的收入来自 Gas 费与区块奖励；去中心化交易所的收入来自交易手续费分成；SocialFi 与内容平台的收入来自广告分成与订阅费；智能手机或硬件类 Web3 项目（如节点挖矿手机、隐私路由设备）的收入来自设备销售及其搭载的流量变现、数据贡献分成；DAO 组织的收入来自国库资产的投资管理收益与服务费。
二是智能合约公开透明，用户本金存储于链上地址，项目方在技术上无法动用，用户可随时全额取回。这一点可通过链上数据直接核查，是最直接的证明材料。
三是静态收益率处于合理商业区间，有可解释的定价依据，不存在明显违背经济规律的高息承诺。
（二）动态收益的辩护：如何推翻"拉人头计酬"与"骗取财物"的指控
关于"拉人头计酬"： 需要证明返利的触发条件是下线的"消费行为"而非"加入行为"。若用户购买代币后须实际使用（支付 Gas 费、游戏内消耗、硬件激活等），推荐奖励在消费完成时才产生，则该模式与"拉人头即得奖"有本质区别，不符合传销犯罪的特征。
关于"骗取财物"： 这是实务中辩护空间较大的方向。若能同时证明：用户质押的主流币（如 USDT）存储于公开链上合约，用户可随时全额取回；动态收益以项目方另行发行的项目代币支付，而非从用户本金中划扣；项目方在技术层面不具备动用用户本金的条件——则"骗取财物"这一要件在证明层面存在障碍。即便动态收益在外观上具有推荐奖励的特征，也存在不被认定为传销犯罪的辩护空间。
关于"代币无真实价值"：需要证明代币具有真实的终端消费场景。司法机关在质疑"消费是否真实"时，辩护方可通过链上交易记录、代币销毁记录、功能日志等数据予以回应——真实消费的判断标准，在于是否有来自平台外部的资金流入：用户以法币或主流币购买代币，再于平台内实际消耗，消耗行为可在链上逐笔核查。这与另一种情形有本质区别：代币在注册用户之间持续流转，没有任何一笔消费产生外部资金流入，整个流通过程始终在平台内部闭环——这种情形下的"销售"，司法机关难以认可其真实性。
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虚拟货币项目传销案件的辩护，本质上是一场围绕资金流向的证明问题。
从刑事辩护的工作来看，若根据案件具体的涉案模式，能完整还原：静态收益来源于真实经营收入、本金存储于项目方无法动用的链上地址、动态收益的触发依据是消费行为而非人头数量、返利资金与用户本金在技术上相互独立——则无论表面模式如何，均存在不构成传销犯罪的辩护空间。
反之，若上述环节中任一出现后来者补前人的资金结构，定罪风险将随之上升，且可能同时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集资诈骗罪的认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