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肖飒法律团队
今年 3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将「制定反跨境腐败法」列入年度重点立法任务，标志着我国在反跨境腐败领域即将迈入专法治理的新阶段。新法的制定会对我国出海企业及其他主体带来什么影响？企业自身又该如何采取行动应对跨境腐败呢？
今天，飒姐团队将带领大家系统梳理反跨境腐败的立法动态及实践重难点，结合域外经验，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合规指引。
一、域外立法动态
面对全球性腐败挑战，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率先构建了严格的反腐败法律体系，主要针对管辖范围、抗辩事由等加以规定。其核心内容如下表所示：
综合三国的制度设计可以看出，目前全球反跨境腐败的法律规制集中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强调域外管辖，延伸法律适用范围，实现对海外腐败行为的有效规制；第二，以建立事前预防机制为重点，要求企业搭建有效的内部合规体系；第三，协调惩防措施，以高额罚金为惩戒。同时辅以暂缓起诉协议、司法和解等手段，鼓励企业主动自查、积极整改。
上述共性规则既是全球治理腐败的经验结晶，也为我国推进反跨境腐败专门立法、完善企业合规监督体系提供了重要借鉴。
二、企业合规的痛点
在国际与国内立法并行推进的背景下，我国出海企业在履行合规义务时，仍面临以下现实困境：
一是合规意识存在偏差。部分企业存在「重业务轻合规」的倾向，将反跨境腐败合规视作成本负担，未能将其融入企业战略规划与业务决策环节；部分企业还存在侥幸心理，甚至主动规避监管。
二是合规边界把握不准。企业对于跨境腐败行为的认定标准与操作界限认知模糊，难以区分正常商业往来与不正当商业贿赂，尤其是涉及境外礼品赠送、商务接待等场景时，稍有不慎便可能触及法律红线。
三是合规体系构建不完善。大多企业尚未搭建起完整的合规组织体系，其合规部门缺乏独立性，难以形成有效制衡。内控体系也往往流于形式，现有制度直接套用通用范本，未能结合自身业务特性进行场景化改造，缺乏可操作性。
四是跨境法律适用混乱。企业在跨境经营的过程中，需要同时遵守国内法、东道国法及相关国际规制。而不同法域的规则差异较大，如我国对于商业贿赂持全面禁止态度，但部分国家则允许小额的「便利付款」，这容易造成企业对违法边界的误判。
三、企业合规与内控的启示
面对日趋严格的国内外监管环境及自身的痛点问题，企业需要从被动应对转为主动合规，将跨境反腐败的合规提升至战略层面，把法定合规义务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日常规范。对此，飒姐团队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统一跨境合规尺度
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法律适用混乱问题，企业应建立常态化法律跟踪机制，对业务所在地区的反腐败立法规则进行系统性梳理。同时构建内部法律冲突的评估机制，提前制定冲突时的备选方案，确保其经营行为在多重监管框架之下的合法性基础。
（二）完善顶层治理结构
设立专门的合规管理部门，并配备专职合规人员，负责合规审核、风险叫停、违规问责等工作，保障合规的独立进行。此外，还可以建立匿名举报渠道，完善举报人保护制度，对相关违规线索及时开展内部调查，保障企业内部的廉洁性。
（三）健全全流程风险管控机制
在项目准入、投资并购、招投标等环节开展事前反腐败尽职调查，针对其中的高风险环节制定专门方案，筑牢前置防线；事中针对资金流向、合同执行、第三方合作等环节，借助数字化工具实现风险实时监测预警；事后严格落实问责制度，对已发现的违规事件及时展开调查并采取整改措施，最大限度降低企业损失。
（四）强化第三方合规管理
对代理商、分包商、供应商等第三方主体实施严格准入审查，在合作时签订专项合规条款，明确其中的合规执行标准及违约责任；同时定期开展复核与审计，及时处置第三方出现的合规风险。
写在最后
飒姐团队特别提示，中国《反跨境腐败法》的制订与实施，对于境外主体而言可能会产生额外的被执法风险。举个例子，对于与中国业务存在具体连接点（例如，关键技术支持团队放在中国大陆、部分付款或报销流程在中国大陆、关键业务风险出现在中国大陆等）的境外跨国企业而言，必须重新评估连接点风险。
飒姐团队预测，中国《反跨境腐败法》对于管辖权的确认，可能会与美国 FCPA 类似，即只要某一事项与中国存在一定关联，即可落入《反跨境腐败法》的管辖。因此，对于大量境外加密资产交易所和泛 VASP 而言，重新评估相关业务条线中因《反跨境腐败法》产生的风险是必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