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Marvin Barth, Edited by Benjamin Schiller, CoinDesk
编译：Gabriel YU, Techub News
Marvin Barth表示，锚定型加密货币有望有效实现“窄银行”模式——这是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希望通过分离关键金融职能而实现的梦想。
我们可能正处于一场货币金融革命的边缘，这场革命是许多著名经济学家百年来的梦想。金融创新正在为这一梦想奠定基础，正值美国政治经济格局转向支持这一变革。如果这场革命得以推进，将对全球金融、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产生深远影响，并造就众多赢家与输家。我所指的转变是基于稳定币的“窄银行”模式。如果这些概念对你来说较为陌生，请允许我用500字回顾800年的金融创新历程。
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起源
我们现行的金融体系建立在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概念之上。13至14世纪，意大利的货币兑换商兼银行家逐渐意识到，由于存款人很少会同时要求取回全部存款，他们只需持有部分与存款相对应的硬币储备即可。这不仅提高了盈利能力，也促进了远距离支付的便利：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无需亲自通过危险的道路运送金币，只需给其在威尼斯的代理人寄一封信，指示其从一个账户扣款并向另一个账户记账即可。
政府尝试解决其问题
随着银行杠杆率的不断提高及其对经济运行的重要性日益增强，政府开始介入，试图降低银行危机的风险。1668年，瑞典成立了第一家中央银行——瑞典国家银行（Riksbank），以向遭遇挤兑的其他银行提供贷款。26年后，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也效仿成立。虽然这有助于解决流动性问题（即银行资产良好但现金不足），但并未阻止偿付能力危机（即银行持有不良贷款）。1933年，美国设立存款保险以遏制基于偿付能力问题引发的银行挤兑，但正如自此以来多次银行危机所显示的，包括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存款保险和银行资本监管均未能解决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固有的脆弱性。政府干预仅减少了危机发生的频率，并将其成本从存款人转嫁到纳税人身上。
经济学家提出更优方案
正值罗斯福政府推行存款保险之际，芝加哥大学的一些顶尖经济学家提出了另一种解决方案：所谓的芝加哥计划，亦称“窄银行”模式。在20世纪80至90年代美国储贷危机期间，该理念在经济学界重新受到关注。 窄银行解决了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核心问题，即将支付和货币创造这两个关键功能与信贷创造分离。许多人认为中央银行负责创造货币，但在部分准备金制度下事实并非如此：货币是由商业银行创造的。中央银行通过控制银行对准备金的获取来管理货币制造的速度，但银行在发放贷款时会“魔法般”地生成相应的存款，从而创造货币。该系统及其混乱的解体过程，将货币增长与信贷增长紧密绑定，并通过银行的网络效应影响支付体系。
银行功能的拆分
芝加哥计划通过将银行功能拆分为两部分，实现了货币创造和支付功能与信贷功能的分离。所谓“窄银行”，即接受存款并促进支付的银行，必须以安全资产（如国库券或中央银行准备金）一比一地支持其存款。可以将其视为带有借记卡的货币市场基金。贷款业务则由“广义银行”或“商户银行”负责，这类银行通过股本或长期债券融资，因此不易发生挤兑。 这种银行功能的分割使各项功能相互独立且安全。由于窄银行的存款完全由高质量资产支持（且可获得中央银行支持），存款挤兑现象被消除。窄银行作为支付中介，其安全性保障了支付系统的稳定。由于货币不再由信贷创造，商户银行的坏账决策不会影响货币供应、存款或支付。反之，经济对货币需求的自然波动——无论是繁荣还是衰退——以及对贷款质量的担忧，都不会影响商户银行的贷款行为，因为其融资来源是长期债务和股权。
但为什么我们没有采纳这一绝佳方案？
你或许会问：“既然窄银行如此美好，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没有实行？”答案有两方面：转型过程痛苦且从未有过支持立法变革的政治经济环境。 由于窄银行要求存款必须由国库券或中央银行准备金100%支持，向窄银行的过渡将迫使现有银行要么收回贷款，导致货币供应大幅收缩；要么如果能找到非银行买家，则出售贷款组合以购买短期政府债券。无论哪种情况，都会引发大规模信贷紧缩，前者还会造成流动性短缺和支付问题。
至于政治经济方面，部分准备金银行极为盈利——正如我父亲（带有钦佩地）称其为“偷窃许可证”——且创造大量就业岗位。相比之下，经济学家人数较少，且其职业稳定性本身也存在疑问。正如华盛顿特区的任何人都会告诉你的，美国银行家协会（ABA）是当地最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之一。同样的戏码也在伦敦、布鲁塞尔、苏黎世、东京等地上演。因此，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的延续并非银行阴谋，而是政治上的明智选择和经济上的谨慎考量。
金融创新遇上政治变局
情况或许正在改变。尤其是在美国，转型成本和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去中心化金融（即“DeFi”或“加密货币”）的发展，以及美国政治经济、国家利益和金融结构的同步演变，创造了条件，使得美国向窄银行模式转变不仅可行，而且在我看来越来越有可能。 让我们从去中心化金融（DeFi）的关键发展——稳定币的快速增长谈起。稳定币是去中心化的“数字美元”（或数字欧元、日元等）。与由中央银行集中发行、清算和结算的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不同，稳定币是由私人创建的“数字代币”（电子记录）。与加密货币类似，稳定币的所有权和交易通过区块链技术在分布式账本（去中心化登记簿）上存储和清算。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和普遍复制的登记簿相结合，使得陌生方之间无需政府担保也能建立信任。 稳定币不同于加密货币的地方在于，它们与法定货币、黄金或其他比比特币及其他加密货币更“稳定”的价值储存挂钩。它们被设计为传统法币世界与基于区块链的DeFi及加密货币世界之间的进出通道，并提供一个稳定的“链上”计价单位以促进DeFi交易。但随着接受度和使用量的惊人增长，稳定币的应用场景也发生了显著演变。截至今年三月，稳定币的年交易总额达到35万亿美元，较前12个月翻了一番多，用户数量增长超过50%，超过3000万，稳定币的流通总价值达到2500亿美元。 超过90%的稳定币交易仍涉及法币与数字货币的进出通道或DeFi交易，但越来越多的交易增长来自“现实世界”的应用。在阿根廷、尼日利亚和委内瑞拉等本币不稳定国家，个人对个人及企业交易是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而据估计，最大的增长之一则是移民劳工在全球汇款中的使用，占总量的四分之一以上。
在国会的助力下
稳定币作为替代支付系统的接受度和增长速度日益加快，正值特朗普政府和国会推动其制度化之际。稳定币如何维持其相对于特定货币（如美元）的价值？理论上，每一个稳定币单位都由其挂钩的货币一比一支持。实际上，这种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但美国立法明确了可接受的高质量流动资产（HQLA）的标准，规定必须一比一支持，并要求定期审计以确保合规。
因此，国会正在为以下实体创造法律基础：（1）接受存款；（2）必须以高质量流动资产完全支持存款；（3）促进经济中的支付。 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熟悉？这不就是窄银行吗？
不过还有一些缺失的环节。最显著的是，《GENIUS法案》和《STABLE法案》均未赋予稳定币发行者访问联邦储备系统的权限，也未将稳定币定义为税务上的货币。未授予联邦储备访问权，可能既是出于必要的谨慎，避免直接竞争者过快破坏部分准备金银行体系，也反映了美国银行家协会（ABA）为保护银行垄断地位所进行的游说。但即便如此，仍有一些有趣的线索暗示银行的保护可能是暂时的，仅持续到向窄银行模式过渡为止：两项法案中批准作为稳定币发行者高质量流动资产的范围包括联邦储备的准备金，而这些准备金目前仅限银行可用。
政治格局的转变
去年特朗普竞选团队转向加密货币，以及国会两院推动稳定币的规范化，反映了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国家利益观念的深刻转变。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跨党派的民粹主义对银行及其与华盛顿关系的愤怒并未消退。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和近期的通胀政策失误只加剧了民众的愤怒。这种情绪与FOMO（害怕错过）一样，是加密货币现象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加密货币也创造了巨大的新财富和商业机会，形成了对美国银行家协会（ABA）有力的竞争对手。即使是机构资产管理者如今也开始与传统银行盟友分道扬镳，对DeFi所带来的机遇垂涎三尺。民众基础与经济实力的结合，首次催生了支持窄银行的政治经济环境。 此外，美国在发展稳定币方面拥有强烈的国家利益。首先，在中国（及其他美国竞争对手）日益寻求用自己的支付系统取代美国的SWIFT支付系统的背景下，一个独立的第三方支付系统能够防止各国被“困”在中国支付体系中，具有极大吸引力。另一项国家利益则是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多次提及的：向基于稳定币的窄银行体系的系统性转变，将创造“美国国债的最大买家之一”。
新的金融架构
与历史上任何时期或当今其他国家相比，美国的金融结构现已更加有利于实现非破坏性的转型，这赋予了其相较竞争对手的优势。由于美国更广泛地利用企业债券市场和证券化抵押贷款，其对银行信贷的依赖长期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而过去二十年所谓“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特点。美国银行信贷仅占非金融私营部门总信贷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余信贷则由债券市场和影子银行部门提供，而这两者实际上正是芝加哥计划中设想的广义银行或商户银行。 美国向基于稳定币的窄银行体系转变所带来的经济、地缘政治及金融影响深远。这一转变将在美国国内及全球范围内造就显著的赢家与输家。
注：本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