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一旦开始控制经济，不久就会连思想也一并控制。这是1944年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留下的警告。五年后，乔治·奥威尔用小说《1984》将这一警告具象化：一个极权国家改写历史、重新定义语言、抹去公民记忆的世界。奥威尔笔下的"记忆洞"（memory hole）是一种将令人不悦的事实不留痕迹地焚毁的装置。两人的警告在八十年后的今天，以货币的形式重新出现在我们面前。
哈耶克指出了苏联和纳粹德国发生的怪异现象："德国物理学"登场，"马克思列宁主义外科学"诞生。不符合意识形态的科学结论遭到压制。知识不再是追求真理，而是沦为体制正当化的工具。他称之为"集体主义思维的悲剧"。这是一个以理性为最高价值起步的体制，最终却摧毁了理性本身的悖论。回顾新冠疫情，便会明白这并非他国之事。对口罩效果提出质疑的研究者被贴上"假新闻散布者"的标签，被逐出平台。直到2024年，这些质疑的正当性才得到承认。
历史已经展示了掌控货币的国家做过什么。1923年，魏玛共和国一条面包的价格高达数千亿马克，这并非单纯的经济失败。那是国家为了承担战争赔款而让印钞机不停运转的选择。公民的储蓄与生活在瞬间蒸发。1971年尼克松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后，美元脱离了实物的束缚。此后半个世纪，全球各国央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供应货币，其成本通过通货膨胀转嫁给了公民。拥有货币发行权者与无权者之间的鸿沟，在悄然间持续扩大。
央行数字货币（CBDC）正处在这条历史延长线上。唯一不同的是它采用了数字形式。正因为是数字形式，控制反而更加精密。魏玛政府可以印钞，却无法实时查看特定公民的钱包，也无法阻断特定用途的支出。CBDC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用带有有效期的货币强制消费、冻结反政府倾向公民的账户、从源头上阻止特定商品的购买——这些都是在CBDC设计中实际被讨论的功能。这是哈耶克所警告的经济控制在21世纪的完成形态。
比特币问世、稳定币扩散、去中心化金融在体制的抵抗下仍持续增长——这些都应当放在这一背景下理解。不可审查的交易、无需许可的访问、无法追溯修改的分布式账本，这不仅是技术规格，更是一种哲学宣言。本报支持去中心化金融的价值，并非出于单纯的产业立场。这是对哈耶克与奥威尔以各自语言留下的教诲——货币的自由即是个人的自由——所作出的回应。当国家开始编程货币的那一天，公民的自由便进入了权力的裁量范围。为防止那一天的到来而进行监督与记录，正是本报存在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