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Andy Greenberg，连线杂志
编译：Luffy，Foresight News
编者按：在金三角的密林深处，诈骗园区的钢筋建筑成了无数人的人间炼狱，这里滋生着一个个跨国加密货币杀猪盘骗局。Red Bull，一个印巴边境走出的计算机工程师海外求职踏入陷阱，却在看清黑暗后选择成为吹哨人，他在虎穴中冒死收集罪证，与外界的连线杂志记者 Andy Greenberg 隔空联手，试图撕开这个黑色产业的遮羞布。在 Red Bull 逃离魔窟后，Andy Greenberg 用一篇万字长文讲述了他与 Red Bull 的故事。以下为原文内容的中文翻译：
来自金三角的求救
那是六月纽约一个美好的夜晚，我收到了第一封来自这位线人的邮件，他让我称呼他为 Red Bull。彼时的他，正身处 8000 英里外的人间炼狱。
一场夏日阵雨过后，布鲁克林的街区上空挂起了彩虹，我的两个孩子在公寓楼顶的儿童泳池里嬉闹。夕阳西下，而我，以 21 世纪父母的典型方式，正沉浸在手机里的一个个应用中。
那封邮件没有标题，发件地址来自加密邮件服务平台 Proton Mail。我点开了邮件。
「你好，我目前在金三角地区的一家大型加密货币杀猪盘诈骗团伙内部工作，」 邮件开篇写道，「我是一名计算机工程师，被迫签下合同在此工作。」
「我已经收集到了这套诈骗流程的核心证据，每一个步骤都有记录，」 邮件继续说道，「我仍身处园区内，因此不能冒险暴露真实身份。但我希望能帮助端掉这个窝点。」
我只模糊知道，金三角是东南亚一片法外的丛林地带。但作为一名报道加密货币犯罪长达 15 年的记者，我清楚这种加密货币诈骗，也就是如今为人熟知的 「杀猪盘」——诈骗者以恋爱和高收益投资为诱饵，诱骗受害者交出毕生积蓄 —— 已成为全球利润最高的网络犯罪形式，年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亿美元。
如今，这个盘根错节的诈骗产业，在缅甸、柬埔寨和老挝的各个诈骗园区里，靠数十万被强迫劳动的受害者维系运转。这些受害者从亚洲和非洲最贫困的地区被贩卖至此，被迫为犯罪集团效力。最终形成的，是一个自我循环、不断扩张、遍布全球的资金漏斗，让两边的人都陷入人生绝境：一边是倾家荡产的诈骗受害者，一边是被奴役的园区劳工。
我曾读过无数关于诈骗园区的悲惨报道：劳工遭受毒打、电击棒折磨、忍饥挨饿，甚至被控制者杀害。这些故事，大多来自少数成功逃脱或被执法部门解救的幸存者。但我从未遇见过，仍身处诈骗园区内部的人主动站出来做吹哨人 —— 一名真正的内部线人。
我依然无法确定，这位自称的线人是否真实存在。但我还是回复了邮件，让他从邮件切换到加密通讯软件 Signal，并开启消息阅后即焚功能，更好地掩盖行踪。
线人立刻回复，让我等他两小时后再联系。
被困园区的 Red Bull
那晚，孩子们睡熟后，我的手机开始不断收到 Signal 的消息提醒。首先，他发来了精心整理的文件：一份流程图，接着是一份书面指南，详细描述了老挝北部这座诈骗园区的完整诈骗流程。（我后来了解到，金三角这个曾被美国人用来指代鸦片和海洛因巨型产地的称呼，如今主要指老挝一处与缅甸、泰国接壤，规模堪比城市的 「经济特区」，该区域基本由中国商业势力掌控。）这两份材料，详细记录了园区的每一个工作环节：打造虚假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账号；雇佣模特并借助 AI 深度伪造工具，营造出逼真的恋爱对象假象；诱骗受害者在他们推荐的虚假交易平台上 「投资」。材料甚至还提到，办公室里摆着一面小锣，每当有人诈骗得手，这面锣就会被敲响庆祝。
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浏览这些详尽的内容，我本计划和妻子好好度过这个周六夜晚，午夜刚过，手机就响了。
我接起了 Signal 的语音电话，一个带着礼貌印度口音的声音传来：「你好。」
「我该怎么称呼你？」 我问。
「兄弟，你想怎么叫都可以，无所谓的。」 那声音带着腼腆的笑意答道。
我坚持要一个称呼，哪怕是他当场随口编的也可以。
「你可以叫我 Red Bull。」 他说。数月后，他告诉我，和我通话时，他正看着一罐空的红牛功能饮料。
Red Bull 说，他此前曾联系过美国、印度的执法机构，还有国际刑警组织，也给几家媒体的爆料热线留过言，却只有我一人回应。他让我多讲讲自己的情况，可我刚说了两句关于我报道加密货币犯罪的工作，就被他打断了。
「那你就是我可以托付一切的人，」 他急切地说，「你会帮我曝光这一切的，对吗？」
我一时有些猝不及防，告诉他，他得先说说自己是谁。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Red Bull 心存戒备地回答着我的问题。他没有透露真名，只说自己来自印度，园区里的大部分被强迫的劳工，都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或埃塞俄比亚。
他说自己二十岁出头，持有计算机工程专业的文凭。和大多数同事一样，Red Bull 也是被虚假的招聘信息骗来的，他收到的招聘信息，是到老挝的一家办公室担任 IT 经理。抵达后，他的护照就被收走了。他被迫和另外五名男子同住一间宿舍，按夜班制度工作，一次要连续工作 15 小时，而这个工作时间，恰好和他们的诈骗目标 —— 印度裔美国人的白天时间同步。（我后来了解到，这种让诈骗者和同种族受害者对接的模式十分常见，目的是建立信任，避免语言障碍。）
Red Bull 的处境，并非我此前看到的那些极端的现代奴隶制那般残酷，反而更像是对企业销售部门的荒诞模仿。理论上，园区会用佣金激励员工，营造出 「努力工作就能暴富」 的假象。但实际上，员工们永远背负着债务，被变相奴役。Red Bull 告诉我，他的月薪基本工资是 3500 元人民币，约合 500 美元，但这笔钱几乎全被各种违规罚款扣光了，最常见的罚款原因，就是未能完成与受害者的初始沟通指标。最后，他几乎没有任何实际收入，只能靠食堂的食物勉强度日，而那些食物大多是米饭和蔬菜，他说吃起来有股奇怪的化学味道。
他被一份一年期的合同束缚着，原本以为，等合同到期自己就能获准离开。他告诉我，到目前为止，他还从未成功诈骗过任何人，只是勉强完成了最低要求的虚假沟通次数。这意味着，除非他逃跑、熬完合同期，或是拿出自己根本没有的数千美元赎身，否则就永远是这里的囚徒。
Red Bull 说，他听说有人因为违反规定被毒打、电击，还有一名女员工，他认为已被贩卖为性奴，另外还有些同事莫名其妙地消失了。「如果他们知道我在和你联系，知道我在跟他们作对，会直接杀了我的，」 他说，「但我对自己发誓，无论能否活下来，我都要阻止这场骗局。」
在虎穴中收集罪证
随后，Red Bull 说起了这次通话的紧急目的：他得知园区正在实施一场诈骗，目标是一名印度裔美国男子，这名男子此前至少被骗过一次，却仍被 Red Bull 的一名同事哄骗着。这名受害者的加密货币钱包服务商，似乎已怀疑他遭遇诈骗，冻结了他的账户。因此，园区打算派一名联系人，去取走这位受害者准备支付的六位数现金。
取款将在三四天后进行，而这名受害者，住的地方离我只有短短几小时的路程。Red Bull 解释说，只要我行动迅速，就能通知执法部门，协助布下诱捕圈套，抓住那名联系人。除了这个线索，他还希望我能帮他联系一名 FBI 探员，作为他后续的联络人，同时他会继续作为线人和我合作。我们的这次通话，只有短短 10 分钟。
Red Bull 不耐烦地说，会把详细信息发到 Signal 上，然后挂断了电话。几秒钟后，他就发来了园区内部聊天记录的截图、同事与受害者的对话记录，还有更多他希望我安排的诱捕行动细节。
我的脑子一片混乱，稍作停顿后，毫无预兆地回拨了 Red Bull 的 Signal 电话，还打开了视频。我想看看，和我对话的到底是谁。
这是 Red Bull 首次与《连线》杂志通话时，从酒店房间拍到的画面，画面来自一通 Signal 视频通话
Red Bull 接起了视频。他身形瘦削，长相俊朗，头发微卷，留着整齐的胡须。他对我露出了一丝浅笑，似乎并不在意暴露自己的面容。我让他展示一下周围的环境，他调转镜头，露出了一间空荡的酒店房间。他解释说，为了找地方和我通话，他冒险在办公区隔壁的酒店开了间房，窗外，是丑陋的混凝土建筑、停车场、建筑工地，还有几棵棕榈树。
在我的要求下，他走到室外，给我看了建筑门口的中文招牌。我对金三角了解不多，但眼前的一切，显然就是那里。
最后，Red Bull 给我看了他的工作证，上面有园区给他取的中文名字：马超。他解释说，办公室里的所有员工，都不知道彼此的真实姓名。
我开始相信，Red Bull 所说的都是真的：他就是老挝诈骗园区里一名真正的吹哨人。我告诉他，我会考虑他的所有请求，但希望能和他耐心、谨慎地合作，把他的风险降到最低。
「我相信你，我一切都听你的安排，」 他在凌晨 1 点 33 分回复道，「祝你今晚安好。」
凌晨 4 点，我仍躺在床上毫无睡意，脑海里反复思索着该如何对待这位热切的新线人，他似乎决心把性命交到我手上。
睡了几个小时后，我给 Erin West 发了条短信，她是加州的一名检察官，或者说，在那天晚些时候的通话中我才得知，她已是前检察官。2024 年底，由于对美国政府在打击杀猪盘泛滥问题上的无所作为感到极度失望，她提前从地区副检察官的职位上退休，如今全职运营自己的反诈骗组织 Operation Shamrock。
我向 West 请教，该联系执法部门的谁，才能协助安排 Red Bull 提议的诱捕行动。令我意外的是，West 对 Red Bull 希望我撰写的这篇报道，表现出了远超预期的热情。「这是一件天大的事，」West 说，「终于有内部人士愿意站出来分享这些信息，把整个诈骗运作的内幕和盘托出。」
但她很快否决了诱捕的想法。她说，根本没时间安排，而且她认为，逮捕一个底层的联系人，根本算不上 Red Bull 眼中的重大胜利。她表示，这类联系人大多是自由职业者，在诈骗团伙中的层级比 Red Bull 还低，根本不知道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实施诱捕，还是我自己通过 Red Bull 获取受害者联系方式前去提醒，都可能让诈骗园区察觉到内部有内鬼，而这条线索最终可能追溯到 Red Bull，让他身陷险境。为了阻止一起六位数的诈骗，或是逮捕一名联系人，让他暴露风险，实在得不偿失。
我和 Red Bull 的接触还不到 24 小时，却已经做出决定：为了保护他，即便这场六位数的诈骗即将发生，我也只能作壁上观。
West 还告诉我，除了诱捕这件事，她认为把 Red Bull 交给 FBI，也并非上策。她说，如果他成为执法部门的线人，FBI 或国际刑警组织几乎肯定会让他停止和我，或是其他任何记者接触。而他向联邦调查局提供的所有信息，最终的结果也很可能远低于他的预期：最多就是对底层老板进行缺席刑事指控。「如果他以为 FBI 和国际刑警会进入老挝，端掉这个窝点，那是绝无可能的。没人会来救他。」
她认为，比起针对这一个诈骗窝点立案，更有价值的做法，是利用 Red Bull 能提供的所有信息，讲述一个更宏大的故事：还原杀猪盘园区最真实的现状、他们的运作细节、产业的规模。这些内容，此前有园区幸存者描述过，但据 West 所知，从未有内部线人实时泄露文件和证据，进行如此详尽的揭露。
West 告诉我，由于特朗普政府裁撤了美国国际开发署，该机构曾为该地区的人道主义组织提供资金，如今想要统计诈骗园区背后的人口贩卖规模，变得愈发困难。「特朗普政府的上台，让我们失去了在当地的所有眼线，」West 说。
而这一切，都让犯罪集团得以继续通过这种奴隶制体系，窃取我们这一代人的财富，正如 West 所描述的，这个体系正日益掌控着世界的一整片区域。「这个故事的核心，是我们如何放任这些罪犯像溃烂的癌症一样，在东南亚扎根，」West 说，「以及，这一切如何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我告诉 Red Bull，为了他的生命安全，我们无法安排诱捕行动。我还向他说明，如果他想继续做我的线人，可能需要暂时搁置和执法部门的接触。他出人意料地果断接受了这一切。「好，就按你说的来。」 他说。
很快，我和 Red Bull 形成了固定的沟通模式：按照纽约时间，每天早上通话，也就是老挝的晚上 10 点左右，彼时他刚睡醒，在去食堂吃饭前，有半小时的时间可以在宿舍外走动。这顿晚餐过后，他就要开始大约 15 小时的工作，期间只有两次吃饭的休息时间。
在我们最初的几次通话中，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提议各种风险越来越高的取证方法：他想佩戴隐藏式摄像头或麦克风；提议安装远程桌面软件，让我能实时看到他电脑屏幕上的一切；主动提出要在组长的电脑上安装间谍软件 —— 他的组长也是一名印度裔员工，戴着飞行员墨镜，留着短胡须，化名为 「Amani」；他甚至计划入侵 Amani 上司的笔记本电脑，这位上司外号 「50k」，是个矮胖的中国男人，穿着紧身裤，胸口有一处纹身，Red Bull 始终没能看清纹的是什么。他认为，这款间谍软件或许能帮我们收集到 50k 和其上司 「Alang」 的通讯情报，而 Red Bull 从未见过 Alang 本人。
对于这些大胆的想法，我每一个都咨询了同事和专业人士，他们的答案如出一辙：隐藏式摄像头取证需要专业训练；Red Bull 想在办公电脑上安装的软件，会留下可追踪的痕迹；换句话说，这些做法，都极有可能让他被发现，进而丧命。
最终，我们敲定了一种简单得多的方法：他在工作时间，用办公电脑登录 Signal，给我发送消息和材料，同时将 Signal 的阅后即焚功能设置为 5 分钟，以此掩盖行踪。有时，为了打掩护，防止被发现，他会开始叫我 「叔叔」，假装只是在和亲戚通话。
我们还制定了一套暗号：一方先发 「Red」，另一方回复 「Bull」，通过这个对话，确认账号没有被他人接管。Red Bull 还想出一个办法，把电脑上 Signal 的应用名称和图标改掉，让它看起来像是硬盘的桌面快捷方式。
他开始源源不断地给我发来照片、截图和视频：一份电子表格，还有一块白板的照片，白板上记录着他所在团队的工作进度，许多成员的外号旁，都标注着数千美元的诈骗金额；办公室里立着一个中式礼鼓，一旦有人诈骗得手 10 万美元以上，这面鼓就会被敲响庆祝；一页又一页的聊天记录，发布在办公室的 WhatsApp 群里，记录着 Red Bull 同事们的诈骗战果，还有受害者们绝望的回复：「我一直梦想着，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女朋友，然后结婚」「你怎么不回我消息了」「我会一直为你妈妈祈祷」「求求你，帮我把钱取出来好不好」「？？？？？」「😭」。还有一段视频，拍下了一名受害者在车里痛哭的画面，他被骗走了六位数的钱财；这名受害者把这段视频发给了诈骗者，或许是想唤起对方的愧疚之心，却没想到，视频在办公室里被传来传去，成为了众人的笑柄。
团队里的每一名员工，都必须每天汇报工作进展：开启了多少次 「初次沟通」，进行了多少次 「深度沟通」，也就是那些可能促成诈骗的对话。他们的群聊里充斥着各种暗语，比如用 「开发新客户」 指代诱骗新的目标，用 「复投」 指代再次上当的受害者。每个团队都有业绩指标，通常是每月约 100 万美元。完成指标，员工就能获得周末休假的权利，能在办公室吃零食，甚至可以去附近的俱乐部参加派对。（Red Bull 说，派对上，老板们会在拉着帘子的私人包间里活动。）没完成指标，迎接他们的就是责骂、罚款，还有被迫一周七天无休地工作。
办公室的一块白板，记录着诈骗战果，旁边标注着员工的化名和团队名称。由 Red Bull 提供
每名员工还必须发布一份强制的每日日程表，但这并非他们在荧光灯照亮的办公室里坐着，给 Facebook 和 Instagram 发消息的夜班生活，而是他们伪装的那个富有的单身女性的日程：早上 7 点 「静心瑜伽和冥想」，上午 9 点 30 分 「自我护理和规划假期」，下午 2 点 30 分 「看牙医」，晚上 6 点 「吃晚餐，和妈妈聊天」。
有时在语音通话中，Red Bull 会让我打开视频，录下屏幕。然后他会走进食堂，假装和 「叔叔」 通话，偷偷拍摄周围的环境。我仿佛跟着他，逛了一遍这栋建筑：灯火通明的大堂、楼梯间，还有一排排面无表情的南亚和非洲男子，排着队领饭。有一次，他甚至拍到了办公室内部，那是一间巨大的米色房间，我能看到一排排办公桌，桌上插着红、黄、绿三色旗帜，代表着各个团队的诈骗业绩。
几天后，我和 Red Bull 升级了掩护身份，我成了他偷偷发消息的秘密女友，这样，如果他使用 Signal 被发现，能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我们的对话里夹杂着爱心表情，互相称呼 「亲爱的」，最后以 「想你」 收尾，到后来，我们的聊天记录，几乎和他的团队每天上演的虚假恋爱骗局如出一辙。但没过多久，我们就觉得这种伪装实在太尴尬，便放弃了。
还有一次，我正要睡觉，Red Bull 发来一条格外感性的告别消息：「晚安！🌙 好好休息 —— 你今天已经做得够多了。让大脑放空，明天以全新的思路和沉稳的力量，迎接新的一天。」
尽管文字读起来有些生硬，但我必须承认，这条格外贴心的消息打动了我。事实上，自从我们开始沟通后的这几天，我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几乎没怎么睡觉。
而在第二天早上的通话中，Red Bull 向我解释了 ChatGPT、深度求索等 AI 聊天工具，在园区的诈骗工作中扮演的角色：园区会培训员工使用这些工具，打磨话术、拿捏情绪，永远有说不完的甜言蜜语。
他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前一晚那条晚安消息，就是直接从 ChatGPT 上抄来的。「这里的所有人都这么做，他们就是这么教我们的。」 他说。
我不禁觉得好笑，原来，仅仅是一句来自地球另一端的陌生人的暖心文字，就足以让人轻易动心。
从印度山村少年到反诈吹哨人
每天，在 Red Bull 从宿舍去办公室的短短几分钟里，除了聊他的安全和取证策略，我还会问他，是如何落入这个诈骗园区的，又为何如此坚定地想要曝光这一切。他在匆匆的对话片段里，又或是后来的长短信中，向我讲述了他这 23 年的人生。
Red Bull 告诉我，他出生在印巴边境有争议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一个山村，家中有八个孩子，信奉伊斯兰教。他的父亲是一名教师，有时也会做建筑工人，和母亲一起养奶牛、卖酥油勉强度日。
21 世纪初，Red Bull 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为了躲避印度军队和巴基斯坦支持的游击队之间断断续续的冲突，一家人常常离开村子，前往克什米尔北部的地区避难。该地区的穆斯林男性，有时会被强征入伍，为巴基斯坦支持的武装力量作战或运送物资，随后被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遭印度军队杀害。
冲突平息后，Red Bull 的父母把他送到了四小时车程外的拉乔里市，和祖父母一起生活，他们希望这个格外聪明、好奇心强的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告诉我，祖父母对他十分严苛。除了学习，他还要砍柴、挑水，学校离家有 6 英里，只能步行前往。他的鞋子磨破了，脚磨出了水泡，上学时只能用一根绳子系在裤子上当腰带。
即便如此，他说，自己始终保持着一种倔强的乐观。「我一直告诉自己：就算今天不行，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他在短信里写道。
15 岁那年，祖父母把他送到了两位老师家生活，这家人让他做佣人，以此抵付他的学费。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早饭前打扫屋子，然后洗碗，再去上学。
他记得，有一天，在那栋房子里，他入迷地看着这家人的大儿子在电脑上玩最新的《FIFA》游戏，那是 Red Bull 第一次见到电脑。可下一秒，他就被呵斥回去干活。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开始对电脑产生了执念。「我感到羞愧，觉得自己不被尊重，因为我甚至连碰一下电脑的资格都没有，」Red Bull 写道，「我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要成为这台机器的主人。」
一次遭受了格外屈辱的责骂后，Red Bull 决定逃跑。第二天一早，趁那家人还没醒，他就离开了，一路来到市区，打各种零工：打扫房子、干建筑活、割水稻。有一段时间，他还挨家挨户推销阿育吠陀药物。晚上，他就在租来的小屋里自学。2021 年，他考上了斯利那加市的克什米尔政府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专业，斯利那加是该地区最大的城市。
大学期间，克什米尔的冬天格外寒冷，他睡在没有像样被褥的房间里，还常常忍饥挨饿。一个朋友教他如何为企业制作 Facebook 主页，或是像房地产开发商炒房一样，买卖 Facebook 主页。他在学校的电脑上摸索，很快就赚了约 200 美元，用这笔钱，他买了一台二手的戴尔笔记本电脑 —— 这成了他最珍贵的宝贝，改变了他的一生。
经过三年的学习、打工，还要寄钱回家，他终于拿到了计算机工程专业的文凭。他说，这是他们村子里，第一个有人取得这么高的技术教育学历。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养成了一种倔强，甚至带着一丝愤怒的决心：要靠自己，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
「爸爸妈妈总是劝我要有耐心，要坚强，他们的话给了我一些内心的力量，但这场人生的战斗，始终只能我一个人，」 他写道，「没人能真正理解我，但我从未停止与命运抗争。」
一场通往地狱的「求职」之旅
毕业后没多久，Red Bull 靠着制作 Facebook 主页和网站，已经能赚到不错的收入，月薪最高可达 1000 美元。但他有着更大的抱负，梦想着能从事人工智能、生物医学领域的工作，或是做一名白帽黑客，投身网络安全行业。（《黑客军团》这部剧，一直是他的最爱。）他想出国留学，却负担不起费用，申请学生贷款也遭到了拒绝。
无奈之下，他只能先工作一两年，攒些钱。大学里的一个朋友告诉他，老挝有人能介绍不错的工作。Red Bull 开始和这个中间人接触，此人化名为 Ajaz，说自己认识一名中介，能帮他找到老挝办公室 IT 经理的工作，月薪约 1700 美元。对 Red Bull 来说，这份诱人的薪水意味着，他可能只需要工作一年，就能重返校园。
Ajaz 让 Red Bull 飞往曼谷，然后在机场给招聘中介打电话。Red Bull 登上了飞机，甚至不知道雇主所属的行业，只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协助管理电脑。他记得，第一次出国的兴奋感充斥着内心，在飞越印度洋的夜航途中，他满脑子都是对未来的憧憬。
第二天早上，在曼谷，他拨通了中介的电话，对方是一名东非男子，简单粗暴地让他坐 12 小时的大巴去清迈，然后打车到老挝边境。Red Bull 抵达边境后，要拍一张自己在移民局外的自拍照，发给中介。Red Bull 照做后几分钟，一名移民局官员走了出来，晃了晃显然是从中介那里收到的自拍照，向他索要 500 泰铢，约合 15 美元。Red Bull 付了钱，官员在他的护照上盖了章，然后让他走到湄公河边，登上一艘等候的船。这艘渡轮，在泰国、老挝、缅甸三国交界点以南的河段，穿过了湄公河。这里，就是金三角。
船驶入老挝境内后，河对岸一名年轻的中国男子，向 Red Bull 展示了同一张自拍照。他二话不说，收走了 Red Bull 的护照，交给了移民局官员，还递上了一些人民币。很快，护照被返还，上面盖好了签证。
这名中国男子把护照塞进口袋，让 Red Bull 等那名东非中介。然后，他带着 Red Bull 的护照，离开了。
一小时后，中介到了，开着一辆白色的面包车，把他送到了老挝北部的一家酒店，他将在那里过夜。躺在空荡荡的酒店房间的床上，他脑子里想的，全是第二天即将到来的第一次正式工作面试，满心的焦虑与期待。那时的他，依旧毫无察觉。
第二天早上，他被带到了一间办公室，那是一栋灰色的混凝土大楼，矗立在老挝北部郁郁葱葱的群山之中，周围是其他单调乏味的建筑。Red Bull 紧张地坐在办公桌前，一名中国男子和一名翻译对他进行了打字测试和英语测试，他都轻松通过了。他们告诉他，他被录取了，然后开始询问他对 Facebook、Instagram、领英等社交网络的熟悉程度。
Red Bull 热情地回答着所有问题。最后，他们问他，是否明白自己即将开始的工作内容。「是做 IT 经理吗？」 他问。对方回答说不，这一次，他们没有用任何暗语：他要做的，是一名 「诈骗者」。
直到这一刻，Red Bull 才终于明白自己的处境，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中国老板告诉他，他必须立刻开始工作。为了争取时间，他苦苦哀求，希望能先回酒店休息一晚，再开始工作。老板答应了。
那晚，在酒店房间里，Red Bull 疯狂地在网上搜索金三角诈骗窝点的信息。直到这时，他才看清自己落入的陷阱有多深：为时已晚，他看到了成千上万和他一样的印度人，被以同样的方式欺骗、囚禁，没有护照，毫无逃脱的可能。就在这阵令人作呕的顿悟中，父母打来了视频电话，问他是否拿到了 IT 经理的工作。他强压着羞愧和悔恨，说自己拿到了，挤出笑容，接受了父母的祝福。
每个团队工作区域的彩色旗帜，代表着其诈骗业绩是否达标。由 Red Bull 提供
办公室里立着一面中式礼鼓，只要有员工诈骗得手 10 万美元以上，这面鼓就会被敲响。由 Red Bull 提供
接下来的几天里，几乎没有任何岗前培训，他就被卷入了这个诈骗组织的运转中。他后来得知，这个园区名为博尚诈骗园区。他被培训打造虚假账号，拿到诈骗脚本，然后按夜班制度开始工作，每晚手动发送数百条搭讪消息，诱骗新的受害者。下班之后，他就回到六人宿舍的上铺，这间宿舍，比他刚来那晚住的酒店房间还要小，角落里就是厕所。
但他说，从一开始，他就决心再次与命运抗争。他发现，自己比大多数同事，甚至比老板更懂电脑。那些老板，似乎只懂得如何使用社交媒体、AI 工具和加密货币。仅仅几天，他就开始幻想，利用自己的技术能力，悄悄收集园区的信息，然后以某种方式，将其曝光。
Red Bull 逐渐意识到，自己想要泄露园区的秘密，其实没什么阻碍。上班时，组长会收走员工的私人手机，放进盒子里，也严禁员工将工作设备带出办公室。但除此之外，园区对员工及其私人手机的监控，却意外地松懈。
在 Red Bull 看来，老板们似乎主要依靠恐惧和绝望，控制着这些被贩卖来的受害者，而大多数同事，似乎已经失去了所有反抗的希望。「他们告诉自己，活下去才是唯一的目标，然后压抑住所有人性的东西，」Red Bull 写道，「同理心、愧疚感，甚至是对过去自己的记忆。」
而他之所以能保持希望，部分原因是，他觉得自己和其他人不一样。「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技能、工具，甚至没有从内部抗争的精神力量，」 他写道，「而我，可以在这个体系里周旋，可以观察，可以收集证据、姓名、脚本、套路、关联信息。」
但有时，我依然无法理解，是什么给了 Red Bull 联系我、拿性命冒险的勇气，而非仅仅熬完合同期。「或许是为了正义，或许是出于良知，」 他回应道，「如果有上帝，我希望他能看到我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那至少我知道，在这个试图把人变成魔鬼的地方，我守住了人性。」
危机四伏，暴露的风险与绝望的逃亡计划
随着时间的推移，Red Bull 发给我的材料越来越多，我也渐渐感觉到，危险正一步步向他逼近。有一天，Red Bull 告诉我，他的组长 Amani，用一种带着威胁的平静语气，质问他为什么总在外面待那么久还开发不出多少新 「客户」。Amani 甚至暗示，或许一顿毒打、几次电击，能让他提高工作效率。
几乎在同一时间，Red Bull 说，办公室里安装了新的监控摄像头，就连他的办公桌前后的天花板上，都装了。我让他立刻停止在办公室和我联系，现在的风险，实在太大了。我的编辑们得出了一个更果断的结论：在 Red Bull 获得自由前，我必须彻底停止和他的采访工作。
彼时，Red Bull 已经给我发来了 25 份中英文的诈骗脚本和指南。这些文件，以我从未见过的细致程度，剖析了诈骗的全过程：搭讪话术清单；当目标要求视频通话时该如何应对，以及如何拖延时间，直到深度伪造的视频模型准备就绪的教程；如何抱怨谨小慎微的金融机构，让受害者不被自己银行的警告吓到的技巧。
或许，他给我的这些材料，已经足够了。我听从了编辑的建议，告诉 Red Bull，是时候停止了。「好，就这样。」 他说，一如既往地爽快。
一段通过 Signal 通话秘密拍摄的视频，展示了博尚诈骗园区的食堂内部。Red Bull 说，这里的食物吃起来有股奇怪的化学味道。员工若有违规行为，哪怕只是上班迟到、点名时不在宿舍，都会被禁止进入食堂
我告诉他，现在，他应该尽最大可能安全地熬完剩下的六个月合同期，等他自由了，我们再联系。但 Red Bull，又一次，早已想到了更前面。他告诉我，如果采访到此结束，那他现在就要离开。
他跟我说了一个自己酝酿已久的逃跑计划：伪造一封印度警方的信件，声称他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正接受调查。他会告诉主管，如果不回去，不仅他自己和家人会惹上大麻烦，最终也会连累整个园区。他会恳求老板，让他回家两周处理此事，处理完就回来。他说，或许老板会相信这个说法，放他走。
我觉得这个计划根本行不通，也如实告诉了他：我警告他，园区的管理者可能会发现文件是伪造的，然后惩罚他。但在我劝阻了他一个又一个冒险的计划后，他似乎对这个计划格外执着。我让他再等等，说我会试着帮他联系该地区的人，找一个更熟悉诈骗园区逃跑策略的人。比如，我认识一名东南亚的活动人士，他要求仅以 「W」 相称，有帮助政治难民逃离该地区的经验。
就在走进办公室大堂的那一刻，Red Bull 突然切换到了掩护模式。「没事的叔叔，你放心，」 他走过保安身边时说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好吗？」 然后，他挂断了电话。
在日常的通话中，Red Bull 还提到过另一条可能的自由之路：只要能拿出约 3400 美元，他就能赎身，回家。他只是需要想办法弄到这笔钱。
一瞬间，无数念头在我脑海里闪过。首先，是为 Red Bull 感到一丝希望，想要帮他还清这笔赎金。但紧接着，我就意识到，《连线》杂志绝不可能以这种方式给线人钱，更不可能向一个人口贩卖的犯罪集团支付赎金。这个想法，违背了新闻伦理。给线人付费，通常被认为是会造成利益冲突的腐败行为，还会开创一个不可饶恕的先例。我把这些话告诉了 Red Bull，他很快回复说，自己 「完全理解」，也从未要求我或《连线》杂志支付这笔钱。
即便如此，仅仅是这个赎金的提议，也在我脑海里埋下了一个阴暗的念头，挥之不去：如果 Red Bull 是在骗我呢？当初，在看到足够多的证据，证明他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人 —— 一个被困在老挝恐怖诈骗园区的真实受害者后，我放下了最初的怀疑。而现在，我们相识已近两周，这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却一直萦绕着我：如果他确实是诈骗园区的内部人员，但这一切，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骗局呢？一想到这里，我就感觉自己背叛了他给予我的所有信任。
我决定把这份怀疑放在一边，一方面认为他可能别有用心，另一方面，也更愿意相信他的初衷是真诚的。
与此同时，几天后，他又提起了伪造文件的想法，我再次建议他等 W 这样的人来帮忙，不要冒险实施这个计划。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决心一天比一天坚定。「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他说，「走一步看一步吧。」
计划败露，被俘、赎金与绝境中的忏悔
就在几天后的一个周六下午，我意外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地址是 Red Bull 最初联系我时用的那个 Proton Mail 账号，自从我们切换到 Signal 后，他就再没用过这个账号。和第一封邮件一样，这封邮件也没有标题。
我点开邮件，恐惧瞬间攫住了我，大脑一片空白。
「他们抓住我了，现在我的手机所有东西都被他们拿走了，」 邮件里写道，「他们打了我，现在可能还要杀了我。」
Red Bull 实施了他的伪造印度警方文件的计划，而现在，最糟糕的情况似乎发生了。
我强压着恐慌，脑海里飞速思考着各种办法。我给编辑和 W 发了短信，希望他们能有一些帮忙的头绪。第一封邮件发出 15 分钟后，我收到了 Red Bull 发来的另一封邮件，内容比上一封条理清晰了一些：「我被困住了，无路可逃。他们拿走了我的私人手机和身份证，」 邮件写道，「如果你有任何办法，请帮帮我。」
与此同时，W 在 Signal 上回复了我。我们通了电话，匆忙讨论着能做些什么，提高 Red Bull 的生存几率。我不知道 Red Bull 是怎么发的邮件，但 W 警告我，回复邮件会很危险。他的老板已经知道，他为了逃跑对他们撒了谎。但目前看来，他们还不知道，他一直在和一名记者联系，泄露园区的秘密。
如果他们发现了，毫无疑问，会杀了他。「手段会极其残忍，」W 说，「他绝无可能活着离开这个地方。」 他建议我，先等 Red Bull 进一步告知他的情况，以及如何安全沟通，再采取行动。
在煎熬的 24 小时过后，我终于收到了 Red Bull 的另一封邮件，长长的一大段，是他情绪失控下的杂乱文字。
「昨晚那些人打了我，我现在还饿着肚子，什么都没吃，他们停了我的卡，拿走了我的私人手机和所有东西，今天他们会决定怎么处置我。印度裔的组长和所有人都坐在我面前，问我知不知道他们是谁，然后又打了我一顿，接着把我带回了办公室。今天我必须承认，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我逃不出这里了，我没有钱，甚至连大门都出不去。我是用办公电脑联系你的。如果你有任何办法，就给我发邮件，我会查看。告诉 W 通过邮件和我联系。他们一直折磨我，把我带回办公室后，我只能用办公电脑。祝你今晚安好。」
我还没来得及回复这封邮件，就收到了一条 Signal 消息：「Red。」
「Bull。」 我回复道。
他很快发来消息，这次说得很简短：他被关在一个房间里，对方要求他找人拿出 2 万元人民币，约合 2800 美元，才能放了他。
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危机中，我不禁想到，这或许就是我此前怀疑的那场骗局的最终结局：吸引一名记者的注意，让他入局，让他对一名线人的安全负起责任，然后要求他支付赎金救人。
无论如何，我的编辑们已经明确告诉我，无论是《连线》杂志，还是我个人，都不能给 Red Bull，或是他的控制者支付赎金。事实上，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怀疑，他可能是在骗我。但我依然觉得，更有可能的真相是，这场噩梦，全都是真的。
Red Bull 似乎拿回了自己的手机，很可能是对方为了让他找人支付赎金，但我觉得打电话给他风险太大。我给他发了短信，建议他试着和 W 沟通，看看谁能帮他逃跑。W 在这类事情上经验丰富，而且，如果 Red Bull 被监控，被发现和一名活动人士通话，总比和一名记者通话要好。
我还告诉 Red Bull，尽管我为他所承受的这一切感到无比痛心，但我无法为他支付赎金，就像当初无法为他支付赎身费一样。
「好的，」Red Bull 写道，「我理解。」 他让我告诉 W 联系他，我答应了。
我看着他把 Signal 的阅后即焚功能设置为仅 5 秒后删除，这足以看出，他有多担心自己被严密监控。
他发了一个点赞的表情，然后，消息就消失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挨个联系了所有我认为可能能帮到 Red Bull 的人，甚至包括可能为他支付赎金的人：Erin West、W，还有 W 所在的非营利组织的老板。但他们一个个都拒绝了 —— 要么是担心助长诈骗园区的人口贩卖行为，要么是怀疑 Red Bull 的故事本身就是一场骗局，或是两者皆有。
尽管当初 Red Bull 站出来时，West 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但现在她却说，这听起来像是她在其他地方听说过的人口贩卖骗局，就是让假受害者索要假赎金。W 和 Red Bull 通了好几次 Signal 语音电话，却被他极度恐慌的状态搞得手足无措，还认为他急切要求支付赎金（并承诺日后会归还）的说法十分可疑。「这听起来就像‘给我一个比特币，我还你两个’的骗局。」W 后来告诉我。
但我依然觉得，我有责任相信 Red Bull 所说的一切，假定这一切都是真的，在新闻伦理的范围内，尽我所能帮他逃出来。
他被绑架索要赎金的第三天，情况似乎有了一丝转机。我能明显感觉到，他受到的监控不再那么严密了，或许是因为绑架者对他渐渐失去了耐心。我决定冒险打个电话。「情况不太好。」 他用一贯轻描淡写的语气说道，声音很轻，紧贴着手机麦克风。他说自己发烧了，被打了好几次，挨了耳光、脚踢，还被逼着承认伪造了印度警方的文件。有一次，老板把一种白色粉末放进一杯水里，逼他喝下去。他说，喝完后，自己变得异常健谈、自信，但很快，皮肤上就起了一片片红色的疹子。他说，有时自己会被送回宿舍睡觉，但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还被长时间断水。
他给东南亚各地的印度大使馆和领事馆都写了信，但没有一个机构回复。「没人会来帮我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通话几分钟后，他的声音终于崩溃，压抑的哭声传了过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流露出自怜的情绪。
但紧接着，他深吸一口气，很快平复了下来。「我想哭，」 他说，「但还是先看看情况吧。」
在他首次尝试逃跑被抓、遭索要赎金的第四天，Red Bull 给我发了条短信，说园区里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一切都异常安静，也没人叫他去办公室。他问了几个同事，才得知有传言说，老挝警方计划突袭园区。他们的中国老板收到了内部消息，已经开始低调行事。
第二天，园区里的突袭传言仍在流传，Red Bull 收到了老挝印度大使馆的一条令人燃起希望的消息：「请提供你的护照复印件、工作证，」 消息写道，「大使馆将采取必要行动展开救援。」
救赎似乎近在眼前。但接下来的几天，却毫无动静。大使馆不再回复 Red Bull 的消息。一天深夜，我尝试了好几次，终于打通了一名印度大使馆官员的电话。他似乎对我们所说的这个人一无所知，然后重复了政府那套含糊其辞的承诺，说会展开救援，接着就挂断了电话。
日子一天天过去，印度政府没有给出任何明确的答复，警方的突袭也没有到来，更没有人愿意为他支付赎金，Red Bull 似乎渐渐陷入了宿命论。有一天，我醒来后，收到了他发来的一系列消息，像是在忏悔，仿佛他担心自己会死在被囚禁的房间里，想要忏悔自己的罪孽。
「我想诚实地说一件事。当初和你联系时，我说自己从未骗过任何人，这话并非完全属实，」 他写道，「真相是，中国老板强迫我拉两个人进了骗局。我并非自愿为之，每天都为此感到愧疚。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想把全部真相告诉你。」
后来，他向我透露了这两名受害者的更多细节。从一个人那里，他骗走了 504 美元；从另一个人那里，骗走了约 1.1 万美元。他把两个人的名字都告诉了我。我尝试联系他们，却找不到其中一人，另一人则始终没有回复。按照诈骗园区的激励机制，Red Bull 本应从这 1.1 万美元的诈骗金额中获得一笔佣金。但他说，除了微薄的基本工资，他从未收到过任何奖励。
后来，我翻出了 Red Bull 早些时候发给我的那张办公室白板的照片。上面清晰地写着园区给他取的中文名字 「马超」，旁边标注着 504 美元的金额。我当初完全忽略了这一点，而他，其实从未试图隐瞒。
「我把自己最真实的故事托付给你，」Red Bull 在忏悔的最后写道，「这就是全部真相。」
在浑浑噩噩的十天后，Red Bull 告诉我，他和同事们被要求收拾东西。办公室的电脑都被装箱，搬到了宿舍。所有员工都要搬到几百英尺外的一栋新建筑，并且被告知，要在临时的宿舍里继续工作，而非回到办公室。根据传言，警方的突袭，终于要来了。
Red Bull 说，在这段时间里，他过得猪狗不如，被其他员工孤立：没有被褥，有时只能睡在地上，只有有人想起时，才会给他点吃的，而且往往是变质的剩菜。他瘦了很多，浑身酸痛，发着烧，感觉像是得了流感。
但即便如此，Red Bull 依然没有放弃，还在想着收集更多证据。
办公室停工期间，工作设备被允许带进宿舍 。园区安保的松懈，让 Red Bull 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有一天，趁一名室友睡着，他找到了对方的工作手机。
他此前曾从背后看到过这名室友输入密码，现在，他迅速解锁了手机。然后，Red Bull 利用 WhatsApp 的 「关联设备」 功能，把自己的私人手机和这部工作手机进行了绑定，得以查看诈骗园区的内部通讯信息。他利用这个权限录下了屏幕，一丝不苟地翻看着园区长达数月的内部对话，还有同事们发布的所有与受害者的聊天记录截图。
还有一天，他在另一间宿舍里，发现了自己的工作手机。自从尝试逃跑被抓后，他就再没碰过这部手机。他再次用了 WhatsApp 关联的办法，让自己的私人手机也能访问这部设备的消息。然后，他又录下了翻看着聊天记录的屏幕。这些视频，完整记录了园区三个月的日常运营。Red Bull 给我发了这些视频的片段，但完整的视频有近 10GB，远远超出了他手机流量能发送的范围。
绝境逢生，返回故乡
一周后，在他和同事们搬到新建筑后，Red Bull 给我发来了一系列截然不同、更具戏剧性的短视频：一段视频里，数十名南亚男子站在一栋高层建筑外，被身着卡其色和黑色制服的老挝警方排成一排；另一段视频里，一群看起来处境相似的人，在大堂里成排坐着。Red Bull 告诉我，警方的突袭终于来了，清剿了那些没有像他的老板一样提前撤离旧办公区的诈骗窝点。如今，这些视频在侥幸躲过清剿的员工之间流传。
当园区的其他诈骗窝点都在艰难适应新的临时办公环境时，Red Bull 显然已经在炼狱里煎熬了数周。他向老板苦苦哀求，希望能放他走，说自己对他们已经毫无用处。他没有钱，显然也没有人愿意为他支付赎金。在这个本就拥挤的临时建筑里，他就是一个累赘，白白占用空间。
令人震惊的是，老板竟然答应了。他们没有杀他，而是告诉他，可以走了。
为了凑够回家的路费，Red Bull 向哥哥借了几百美元。然后，他给附近另一个诈骗园区的一名印度熟人写了信，说自己要回家看望家人，但很快就会回来。他提议，如果这名熟人能寄钱给他买机票，等他回来，就把招聘介绍费分给他。很快，他的账户里就又多了几百美元。Red Bull，骗了一个诈骗者，也找到了一条回家的路。
7 月下旬，Red Bull 的组长 Amani 在宿舍外拦住了他，把护照还给了他，告诉他，可以走了。Red Bull 说，自己的大部分东西，包括鞋子，都在宿舍里，而他现在，只穿着一双人字拖。
Amani 却说，他不在乎。50k 本人则坐在一辆奥迪车里，等着送 Red Bull 到金三角地区的边境。从那里开始，他就要靠自己了。他穿着人字拖，坐上了车的后座，离开了。
后来，Red Bull 终于成功逃脱后，仍对这最后的羞辱耿耿于怀，仿佛这比他所承受的所有耳光、脚踢、下药和饥饿都更难以忍受。「我从未想过，他们会这样对我，」 他在短信里写道，还配上了哭泣的表情，「他们甚至都不让我穿上自己的鞋子。」
在被送到边境后的几天里，Red Bull 辗转乘坐大巴、火车，还买了一张极其便宜、中转不少于五次的机票，终于回到了印度。在回村子的途中，他开始把藏在手机里、从园区偷带出来的 WhatsApp 屏幕录制视频发给我。
这些文件，最终成为了他给我提供的最有价值、最独特的材料。《连线》杂志的一个记者团队，后来将这些材料整理成了一份 4200 页的截图 PDF，并分享给了诈骗园区的研究专家。我们发现，这份文件，详细记录了诈骗园区内部的生活，罗列了这几个月里每一次成功的诈骗，清晰展现了这个诈骗窝点的规模和层级架构。同时，文件也揭露了实施这些诈骗的强迫劳工们，日复一日的琐碎生活：他们的日常作息、遭受的罚款和惩罚，还有老板们用来操控、哄骗、管教他们的那些奥威尔式的话术 。
最终，没有人给 Red Bull 提供他需要的逃跑帮助 —— 不是我试图联系的人权组织，不是承诺会展开救援却毫无行动的印度政府，也不是《连线》杂志。Red Bull，靠自己救了自己。而即便在毫无外部支持、身陷绝境的情况下，他依然收集到了这些材料，交给了我，这是迄今为止最重磅的一份数据证据。
Red Bull 回到了他的祖国印度
Red Bull 的双手并非干净无瑕。他向我承认，在胁迫下，他骗了两名无辜的人。但尽管我，还有我试图为他联系的其他人都心存疑虑，他作为吹哨人的初衷，最终被证明是纯粹的。
现在，再也没有任何疑问：Red Bull 是真实存在的。
在印度某座城市一条安静的后街，我独自等待着，周围有几十只恒河猴，或懒洋洋地趴着，或互相梳理毛发，或在街区的阳台和电线上穿梭跳跃。随后，猴群四散开来，躲进了树林和屋顶，一辆白色的 SUV 从拐角处驶出，沿着街道驶来，停在了我面前。
车门打开，Red Bull 走了下来，脸上带着和第一次接起我的 Signal 视频电话时一样的腼腆笑容。他看起来比我想象的要瘦小，十分单薄，但比手机屏幕里的样子精神多了，穿着一件法兰绒扣领衬衫，头发也是刚剪的。他朝我走来，笑容变得更加灿烂，不再拘谨，我伸出手，和他握在了一起。
如今，他终于重获自由，Red Bull 允许我公布他的真实姓名：Mohammad Muzahir。
Mohammad Muzahir，即 Red Bull，在印度与《连线》杂志记者首次见面后，坐在车里
「能见到你，我真的太开心了。我一直期待着这一天，能和你面对面，分享所有的一切，」 在我帮他办好酒店入住，我们一起坐 SUV 前往我住的地方时，Muzahir 说道，「我现在激动得无以言表。」
从 Muzahir 逃脱到这次见面，这三个月的日子，他过得并不容易。他几乎身无分文，却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专心制作网站和 Facebook 主页，他甚至连一台笔记本电脑都没有。为了活下去，他做过服务员，也干过建筑活。除了打工、申请国外的工作和大学（至今仍未成功），Muzahir 就会用他那部前后屏都摔裂、受损的屏幕上满是乱码线条的手机，疯狂地研究各种诈骗窝点的信息。
在研究的过程中，Muzahir 发现，在那次突袭中被抓获的大部分男子，后来都被送回了金三角。他认为，这次警方的行动不过是做做样子，几乎没有对当地的诈骗窝点造成任何实质性的打击。他还得知，奴役他的博尚诈骗园区，已经转移到了柬埔寨，还带走了他的许多前同事。
Muzahir 始终对那些被他留在园区的同事心怀愧疚，也因自己骗了两个人而备受煎熬。由 Saumya Khandelwal 拍摄
在我住的酒店地下室一间空荡荡的休息室里，我们坐了下来，Muzahir 告诉我，他每天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他说，让他寝食难安的是，他逃出来的这个诈骗园区，还有数十个和它一样的窝点，仍在东南亚的法外之地运转，甚至还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他总是忍不住想起那些被他留在身后的同事。他也因自己骗了两个人而深感愧疚，即便他一直告诉自己，这是他成为吹哨人之前，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他梦想着能赚到足够的钱，想办法补偿这两个人。「说实话，这个故事的结局，并不美好。」 他说。
经历了无数次的背叛，又在一个以规模化背叛为商业模式的窝点工作过，Muzahir 如今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再相信任何人。即便我试图介绍他认识一些人权非政府组织和幸存者团体，他也十分抗拒。「这些人只是在浪费时间，给人虚假的希望，」 他曾在短信里写道，「我再也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了。」
不知为何，我成了他这份近乎普遍的不信任中的一个例外。但如今，我们终于见面了，我觉得必须向 Muzahir 坦白：我也曾有过不信任他的时候，即便在他最需要帮助的时刻，我依然愚蠢地担心，他可能是在骗我。
令我宽慰的是，他只是笑了笑。「你做得没错，」 Muzahir 说。他指出，如果当初我为他支付了赎身费，甚至是赎金，他就会提前离开园区，也就没有机会录制并分享这个诈骗窝点完整的 WhatsApp 对话记录了。
Muzahir 如今急切地希望《连线》杂志能发布我们对这些材料的完整分析报告。我曾向他指出，报告发布后，中国黑手党可能会在印度对他进行报复，即便他按计划离开印度，到了其他地方，也可能难逃一劫。我们可以隐去他的身份，但他所在的团队规模很小，即便我们不发布这篇详细讲述他经历的报道，他的前老板们也很可能立刻就知道，泄密者是谁。
Muzahir 回应说，为了让自己的故事公之于众，他愿意承担这份风险，包括公布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Muzahir 依然保持着理想主义，他希望自己的经历，不仅能成为一个警示，更能激励更多和他一样的人。
在他解释这个决定的那一刻，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支撑他冒下所有风险的那份动力：他不仅是在对我说，也是在对所有在日益壮大的诈骗园区产业中，可能选择反抗或成为吹哨人的人说，对纵容这一产业的全球权力体系说，对那些幸存者说，对数十万被困在这种现代奴隶制体系中、失声的人们说。
「如果有人看到了我的故事，或许会有更多的 Red Bull 站出来发声，」 Muzahir 带着他一贯腼腆的笑容说，「当这个世界上，有无数个 Red Bull 站出来说话时，一切都会变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