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刘红林
6 月 5 日，北京市公安局法制办公众号「法青苑」发布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北京市公安局创新性的「北京模式」——通过香港合规持牌交易所处置涉案虚拟货币，实现了链上到链下的闭环，既合法合规，又高效安全。
根据「法青苑」的文章，北京市公安局法制总队联合北京产权交易所，探索出一条新渠道：公安机关先将涉案虚拟货币实物委托给北京产权交易所进行检测、接收和移交，再通过香港合规持牌交易所（如 OSL Exchange、HashKey Pro）公开变现出售。完成交易后，资金履行国家外汇管理审批手续，并最终结汇入公安机关的涉案款专用账户，上缴国库。截至目前，北京产权交易所已累计处置了 546.8 万件涉案财物。
据北京刘扬律师（公众号：中本律。推荐关注！）的信息分享，这条链路背后有几个关键细节：
第一，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全程技术支持，处置流程录音录像，确保安全合规。这项工作具体由一所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天锋安全防护技术有限公司完成。
第二，和中天锋公司合作处置的银行是中信银行体系，其中包括中信银行北京分行，以及中信银行下属香港分支机构、香港信托机构和非银金融机构等，之所以需要信托机构等非银机构参与，是因为银行只能进行银行间的业务往来，不能作为机构直接到香港交易所开户进行处置操作。中天锋公司和中信银行合作开发了「虚拟货币处置回流清算系统」，目前该系统已经在公安内网部署上线,并已报人民银行与外管局备案批准。
第三，北京市公安局与北京产权交易所的合作并非孤例，比如苏州市公安局则与当地国资公司苏州币达数字资产服务中心合作。这说明该模式具备较强的可复制性。
这套「北京模式」解决了涉案虚拟货币无法在境内直接变现的老问题，也回应了司法实践中跨境处置的风险和挑战。通过合规的香港持牌交易所完成变现，再加上严格的监管审批，让涉案虚拟货币「干净地」从链上回到链下，顺利进入国库，这在法律和监管层面都可圈可点。
不过，细读这条「北京模式」的操作链条，你就会发现一个核心环节：香港合规持牌交易所，正是这条链路里的关键一环，也是最被信任的处置场景。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香港能成为这类跨境处置的理想落脚点？
整体来说，香港虚拟资产市场的本地用户基础其实很有限。虽然香港监管层面早早确立了虚拟资产交易牌照制度，并允许合规交易所面向专业投资者甚至零售客户提供服务，但在银行开户难、虚拟资产认知不足、用户规模有限等问题的叠加下，本地市场一直难以撑起完整的交易生态。
理论上，香港牌照可以面向全球用户，但现实是国际用户基本都被 Coinbase、Binance 等平台牢牢绑定。香港交易所要想去卷全球用户，难度可想而知。与其在全球市场拼刺刀，不如踏踏实实地发挥「制度接口」的优势，服务好那些「非典型市场」——尤其是中国内地。
机会来自中国内地对虚拟货币的坚决态度：不会也不可能全面放开面向散户的虚拟货币投资和公开交易市场。
其背后的核心理由并不只是虚拟货币市场「风险高」或「技术不成熟」，而是出于一个更高层级的制度安排——中国的外汇管理制度。只要资本账户仍然是非自由兑换状态，加密资产这类天然带有跨境资金流动属性的工具就不可能被随意放行。这不是哪个部门能单独决定的，而是一条硬性的制度红线。
所以，比起抢散户，真正聪明的香港交易所，应该去研究「制度夹层」里的机会：司法处置、跨境理财通，都是其中最典型的场景。
而这些，恰恰是香港加密货币交易所最大的市场机会。
近年来虚拟货币在刑事案件和民商事纠纷中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法院判决财产分割，公安查获的虚拟货币，都需要一个「链上到链下」闭环的合规交易所来完成，而香港恰好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它既贴近中国司法体系，又有成熟的持牌制度，既能合规，又能解决实际问题。
因工作原因，红林律师参与到不少涉案虚拟货币司法处置的项目中，了解到了几个省公安厅关于涉案加密货币司法处置的试点文件，在不涉及敏感信息的前提下，红林律师可以举几个例子，方便大家更好地理解这套机制的专业性和复杂度。
比如在公安机关办理涉案虚拟货币管理时，要求第一时间采取信号干扰等手段断开涉案钱包的网络，防止嫌疑人转移资产。涉案虚拟货币必须转入合格托管人，避免他人通过私钥或助记词偷偷转移资金。
在处置环节里，公安机关还要求对非稳定币的币种先兑换成稳定币，再以境外法定货币完成变现，并保留完整的交易清单和凭证，以保证价格公允、流程可追溯、交易可审计。
针对境外的涉案虚拟货币，则需要委托境外合格托管人或处置人协助完成冻结和变现操作，这些机构必须持有当地金融监管牌照并满足我国的合规要求，由公安部网络安全部门验核后才能指定合作。
在资金完成变现后，类似本文新闻开头的北京模式一样，需要在央行及外管局完成国际收支申报和还原申报，最后才能进入境内账户进行资金结汇和处置。
这种全流程的监管体系，既保证了司法处置的合法合规，又为未来的审计留足了追溯和安全保障。
这类内部细则的存在，不仅说明了司法机关对虚拟货币处置的高度重视，更体现了国家金融安全和数据安全的双重防线，也再次证明了：加密货币的处置，不只是币圈吃瓜群众关心的问题，更是国家层面的系统工程。
而这项工程中的核心枢纽，便是香港。
某种程度上，香港能否成为全球加密金融中心，归根结底不是比拼技术、用户量，而是要看它能不能在中国的制度边界上，持续扮演好「合规中介」这一角色。毕竟，北京模式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合法合规的司法处置和资金回流体系中，香港的角色可是不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