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坎贝尔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6日诊断称，区分当前市场是仍处于与过去相同的秩序中，还是已进入新局面，是投资判断的核心。他在首尔永登浦区汝矣岛金融投资中心由资本市场研究院和韩国金融工程学会联合主办的“养老金理想的资产配置战略”研讨会上解释说，仅靠机械地跟随数字的投资方式，很难充分解释像最近这样结构性变化巨大的市场。
坎贝尔教授特别认为，美国股市在历史上已处于负担沉重的价格区间。他指出，周期调整市盈率，即反映长期利润流、衡量股价水平是便宜还是昂贵的指标CAPE，已达到约36倍。他解释称，这意味着如果投资者在目前如此高的估值（相对于企业价值的股价水平）下买入股票，未来的预期收益率很有可能低于平均水平。不过他划清界限称，CAPE高并不意味着股市会立即暴跌。其解释是，高估值与低收益可能性可能存在关联，但这并不能简化为即刻崩盘的信号。
股票与债券的关系正变得与以往不同，这一点也被视为重要变化。据坎贝尔教授称，美国、英国、欧元区长期国债的债券贝塔，即显示债券价格变动与股市反应方向一致程度的指标，在1980至1990年代为正值，而在2010年代转为负值。这意味着，过去股票和国债大体上同向波动，但在低利率和低物价持续的时期，两者反向波动，债券作为分散投资手段更为有用。然而他评价称，最近这一指标再次显现出回归正值的趋势。其背景被归结为短期经济周期风险扩大、伴随实际经济放缓出现的通货膨胀，以及乌克兰战争等地缘政治冲击。特别是乌克兰战争，被分析为加剧英国和欧元区此类变化幅度大于美国的因素。
关于国内养老金运营战略，资本市场研究院金融产业室长李孝燮提出了适应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的资产配置原则。他主张，在所谓“三高”环境——高物价、高利率、高汇率——持续且人口结构也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养老金有必要转向反映资产与负债共同管理的ALM（资产负债管理）的综合投资组合TPA体系。其主旨在于，养老保障制度根据参保人数增加、现金流入较多的成长期，支出逐渐扩大的转换期，以及实际支付负担加重的减少期，其可承受的风险水平各不相同，因此很难维持一成不变的资产配置。
据此，李室长分别建议：成长期风险资产75%、安全资产25%；转换期60%和40%；减少期30%和70%。这意味着随时间推移，比起追求收益，更应重视支付稳定性。关于海外投资，他认为为降低汇率波动风险的汇率对冲政策也很重要。他将国民年金设定的海外投资规模15%水平的汇率对冲比重的“新框架”评价为合理标准，并建议其他基金也应以此参考，制定符合各基金特性的海外资产汇率对冲原则并一贯坚持。这一趋势显示，未来养老金有可能在单纯收益率竞争之外，更多考虑市场结构变化与支付责任，使资产配置体系变得更加精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