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许倩、段泽宇
引言 | 当新兴业态遭遇传统刑法
近两年，虚拟货币、NFT、数字藏品相关案件，已从早期的行政合规风险，逐步演变为刑事风险高发领域。
在实践中，大量案件在立案初期即被直接定性为「诈骗」。但随着案件进入证据审查与构成要件分析阶段，往往会发现：表象之下，仍存在较大的辩护空间。
本文以曼昆律师事务所办理的一起 NFT 数字藏品平台涉刑案件为样本，系统复盘案件从定性争议、证据拆解到最终取得不起诉决定的全过程，并提炼其中可复用、可迁移的实务方法论，供法律同仁参考。
案件定性之辩：是「诈骗」，还是「宣传失控」？
（一）基本事实：一次失败的营销，触发刑事立案
2022 年，某数字藏品平台为提升销量，推出营销活动并对外宣传称：
「藏品销售收入将进入奖池并按规则分配，奖池金额预计不低于 100 万元。」
活动结束后，受市场环境变化及销售不及预期影响，实际可分配奖池金额仅为数万元。部分投入较多的用户认为平台存在欺骗行为，继而集中投诉举报。
公安机关介入后，以涉嫌诈骗罪立案侦查。
（二）律师的初步判断：三个区别于典型诈骗的关键信号
在系统阅卷与事实梳理后，律师团队迅速提炼出本案与传统诈骗案件明显不同的三点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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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行为真实存在
平台并非空壳运作，数字藏品来源合法、真实发行、可交易，且平台在案发前后均保持实际运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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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用语存在模糊，但并未虚构项目本身
宣传中使用了「预计」等具有未来性、预期性的表述，但未捏造不存在的项目、规则或收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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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严重，但更像商业冒进而非非法占有
用户损失客观存在，但结合整体行为模式，行为人的主观状态更接近对市场判断过于乐观，而非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
基于上述判断，律师团队对案件作出核心定性结论：
本案更接近「宣传失控型风险」，而非「诈骗型犯罪」。
这一判断，成为后续全部辩护工作的起点和逻辑基石。
辩护核心：不纠缠「结果」，而是拆解「构成要件」
在涉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类案件中，辩护容易陷入围绕「是否骗钱」的情绪化争论。但在刑事审查逻辑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并非结果本身，而是构成要件是否被证据完整证明。
基于这一认识，律师团队将全部工作聚焦于以下三个法律问题——
这也是我们在同类案件中反复使用的一套「核心拆解路径」。
（一）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辩护焦点
涉案资金是否被非法占有、转移或个人处分？
证据组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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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取并展示平台长达一年的真实运营记录，包括人力、技术、服务器等持续性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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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完整的公司账户资金流水，证明销售收入主要用于平台经营，未出现个人挥霍、抽逃、隐匿资金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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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活动结束后平台仍在推进后续运营及用户沟通、补偿方案的客观事实。
结论
全部客观行为均指向「持续经营目的」，而非「非法占有目的」。
这一步，直接动摇了诈骗罪成立的根基。
（二）是否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行为？
辩护焦点
「预计不低于 100 万元」，究竟是虚假承诺，还是商业预期表达？
证据组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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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取平台前期市场分析资料，证明「100 万元」系基于当时市场热度作出的预测，并非凭空编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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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同期行业内类似营销活动，说明「预计」表述在行业中具有一定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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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负责人在宣传时，明知该金额绝无实现可能。
结论
该行为更符合夸大宣传或民事、行政层面的不当宣传情形，尚未达到刑事诈骗所要求的「虚构根本不存在事实」的证明标准。
（三）用户损失，是否直接由「欺骗行为」所致？
辩护焦点
用户购买藏品，是因陷入错误认识，还是基于对藏品价值及市场风险的综合判断？
证据组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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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用户协议中已明确提示数字藏品价格波动及市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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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部分用户在活动后期、奖池金额明显不足时仍继续参与交易的事实，反映投机因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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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市场行情急剧变化，是损失形成的重要外部原因。
结论
难以建立完整的刑法因果链条：
「欺骗行为 → 错误认识 → 财产处分 → 非法占有」。
用户损失系多重商业与市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延伸思考】刑事诈骗、行政违法与民事欺诈的边界
本案的实质争议，落点在刑法谦抑性原则的适用。律师的核心工作，是完成一次精准的「法律定性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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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诈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根本性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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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违法（虚假宣传）：为促成交易进行夸大、误导性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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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欺诈：使相对方陷入错误认识的不实陈述。
成功的刑事辩护，往往不是否认问题，而是把问题放回应当适用的法律轨道。
黄金阶段与致胜动作：审查起诉阶段的方法论
（一）为什么说审查起诉阶段是「黄金窗口」？
律师介入时，案件已移送检察院。此阶段具有三个显著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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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查卷宗已基本固定，可全面评估证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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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官尚在独立审查、形成心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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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定性仍存在实质调整空间。
律师的核心价值在于：提供一套不同于《起诉意见书》的、逻辑自洽的案件分析框架。
（二）战术重心：重构证据评价顺序
阅卷后发现，侦查机关存在「重结果、轻动机；重言词、轻客观」的倾向。
据此，辩护策略转向对证据结构的系统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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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论证主观目的是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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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资金流水、运营记录等客观证据，对抗「感觉被骗」的言词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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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评价损失结果，并将其置于市场环境背景下解读。
这一调整，本质上是在引导检察官用另一套逻辑重新「计算」案件。
（三）关键工具：一份「可直接被采纳」的不起诉意见书
本案提交的《不起诉法律意见书》，其价值不在于篇幅，而在于写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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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处事实指控，均对应明确证据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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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法律结论，均回归构成要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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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行业争议点，均提供「非刑事化」的解决路径。
这份意见书的目标，并非单纯说服，而是降低检察官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判断成本。
（四）风险闭环：不起诉之后的延伸处理
不起诉并非终点。律师团队同步协助客户完成风险延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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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层面：就宣传用语问题，提前准备整改方案与申辩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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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层面：制定分级用户沟通与补偿预案，避免矛盾外溢为群体性诉讼。
真正有效的风险化解，应当实现：刑事阻断、行政缓和、民事消化。
案件结果：在两次退侦后走向不起诉
在持续、专业的沟通下，本案先后两次被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
「退侦」本身，已表明原有定性和证据结构难以支撑起诉。
最终，检察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第 175 条第四款，以「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为由，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给法律同仁的三点核心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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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领域案件，本质是「定性之战」
律师要争夺的，是案件被放入哪一个法律叙事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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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要件是最清晰的作战地图
与其纠缠事实情绪，不如围绕构成要件组织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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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起诉阶段，是影响案件走向的中枢战场
一份站在检察官视角撰写的高质量法律意见书，往往是决定性因素。
